從以史為鑑 談中國「閉關鎖國」爭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年底發布，由在年中發文肯定清朝「閉關鎖國」政策的高翔，出任院長兼黨委書記，這重新引發了海內外對中國走向的討論：北京當局是否要援引歷史前例，重新閉關鎖國，還是希望以史為鑑，討論鎖國與開放的優劣。

高翔曾在2018年被任命為中國網信辦副主任，2019年擔任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但是高翔並非不學無術的黨官，事實上，他是從人民大學科班訓練的清史專家，在2016年調任福建宣傳部長之前，都在社科院歷史所任職。

外傳他在去年春天接獲上層指示，希望他分析明、清帝國時期面對西方侵略、殖民，為保護國家利益與主權而採取長時間「閉關鎖國」的各項優缺點，其結果就是一篇長達1.5萬字的文章，6月首發在《歷史研究》，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認為過去用「閉關鎖國」來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一直以來被西方歷史學家定性為封閉、野蠻的政策，其實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文中最主要的爭議，在於強調「閉關鎖國」有其合理性：明清時期，世界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期，西方列強在全世界加速了殖民擴張的進程。面對國際環境前所未有的巨變，面對洶湧東來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了與之相適應的對外政策「自主限關」，以保護國家利益和主權，抵禦西方入侵和殖民勢力。

海外的評論認為，把「閉關鎖國」改為「自主限關」，加上高翔主掌社科院的任務很明顯，就是要為習近平開倒車，構建為政治服務的歷史敘事邏輯。但是真實情況，就像歷史解釋一樣，往往要比這個複雜許多。

首先，就文章論文章，它還是對明清的閉關政策有著持平的評價，認為這一政策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漠視西方先進科技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閉關鎖國」是美國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說的翻版，認為就是因為中國忽視西方的衝擊，採取「閉關鎖國」，才使得中國無法現代化，但到了70年代，美國學者開始反省西方中心主義，從「中國中心觀」來思考，認為不應該誇大「閉關鎖國」，這一修正觀點至今仍然是美國學術的主流。

其次，這篇文章最早6月出現，與半年以後的情境，已經完全不同，當時的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防嚴控下，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的確是近乎另一種「閉關鎖國」的狀態，輿論很擔憂中國會重蹈覆轍，走回頭路，懷疑這篇文章是在為政策合理化。

但是現在中國的政策，已經從清零轉為開放，從疫情、到經濟，甚至外交，調子都在放軟，尤其以劉鶴在達沃斯的講話，最為明顯，他在演講中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堅持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這與「閉關鎖國」所指出的政策方向，完全背道而馳。

最後，歷史解釋與時代需要，一直是緊密相連的，清末改革派與革命黨使用「閉關鎖國」，是為了實現推動革命及社會改變的目的，用為宣傳，引起共鳴，1978年以後使用「閉關鎖國」，則是對文革的批評反思，同時為了改革開放所需。

閉關鎖國新探的文章，雖然有以上的反思，但是同時也把自己重新詮釋的時代脈絡，落入了這個解釋，對於中共當局而言，如果文章有某種政治目的的話，那必然不會是完全肯定改革開放，但也不可能走回社會主義經濟，希望在其間，能夠找到收放自如的歷史意識。

換句話說，我們仍要警惕這篇文章與此人事任命背後的意義，因為大陸始終是以政治掛帥，企圖統一意識形態，就像是一年半以前，整改互聯網經濟，現在又鼓勵民營企業一樣，先左後右，但始終不離由政治主導經濟的主旨。

史學大師錢穆在《國史大綱》序言中，曾經開宗明義地指出：要對本國以往歷史有溫情與敬意，這本是應有的態度，而中國人向來有「以史為鑒」的傳統，但是在此刻的政治環境下，我們也特別要指出，「溫情」是發自內心的親和感情，不是濫情，更不是盲目的民族主義，而「敬意」則是對歷史傳統的敬畏，不是對權威解釋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