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朵中東異鄉花(上)

多年前，秋意漸濃的九月，我提著舊皮箱，告別科州大學校園的楓紅，飛往舊金山灣區。那時的我，不過是個剛畢業的工程師，口袋裡揣著錄取通知書，心裡揣著渺茫又龐大的夢想。

公司坐落在矽谷中心。第一天走進玻璃門，迎面而來的是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面孔：中國、印度、台灣、以色列、伊朗、敘利亞……，這裡是名符其實的地球村。

工作的年月流逝得悄無聲息，其中令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是兩名來自中東的女子。她們各自攜帶著沉重的家族史，她們的母國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璀璨的古國，卻又都被命運無情地拋入了苦難的漩渦。

我第一次見到娜麗，是在部門的周五下午茶會上。一個高䠷的身影走進來，深棕色的瞳孔裡彷彿藏著整個地中海的深夜，臉部輪廓如同古典雕塑一般分明。

「你好，我叫娜麗，剛從聖塔克拉拉大學研究所畢業。」她用略帶口音卻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你是哪裡人？」「亞美尼亞。它夾在土耳其、伊朗和亞塞拜然之間，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歷史很長……。」

亞美尼亞是全世界第一個正式宣布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時間是公元三〇一年。這個小小的山地國度，夾在強鄰之間，憑藉著信仰和文化頑強地存活了數千年。然而，鄂圖曼帝國統治時期，亞美尼亞人遭受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種族迫害之一，整個族群被驅逐、屠殺，死亡人數超過一百五十萬。

「我的曾祖父那一代，逃離了安納托利亞，輾轉跑到了黎巴嫩。」娜麗若有所思地說，「貝魯特那時候真的是中東的巴黎，我的祖父在那裡以為終於可以安定下來了。後來，黎巴嫩內戰開始了。」

一九七五年，一切開始崩塌，各方勢力輪番登場，撕裂了這個小國的每一寸土地。娜麗的祖父一輩，在黎巴嫩艱辛建立起來的一切，在炮火中灰飛煙滅。她的家人輾轉逃往歐洲，年輕的娜麗最終踏上了通往美國的旅途。

「我們亞美尼亞人，似乎天生就是流亡者。」她有一次這樣說，語氣平靜，「每一次，都以為到了一個可以生根的地方；每一次，命運都把我們再次連根拔起。」

認識萊拉娜，是我進公司的第三年。一個新人被帶到我的工位旁邊，我抬起頭，對上了一雙深邃的大眼睛——幾乎是純黑色的，像兩顆沉在夜色裡的墨玉。她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大家閨秀的從容。

「你是哪裡來的？」「伊朗，或者說……波斯。」她微微一頓，嘴角漾起一個有些複雜的微笑。

萊拉娜的父親是德黑蘭大學的教授，母親是音樂老師。萊拉娜從小學鋼琴，周末跟父母去電影院看法國電影，那是一個美麗的、此後再也無法復原的童年。一九七九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席捲了伊朗，大學教授被審查，音樂被視為禁忌，女孩子被強制要求戴上頭巾。她的父母在一個深夜收拾了幾個行李箱，分批逃離了德黑蘭。

「我們一家人，現在分散在三個大洲。」萊拉娜輕描淡寫地說，「每年聖誕節，我們嘗試視訊通話，把所有人串聯在一個螢幕上。」「你想回伊朗嗎？」我問過她一次，她沉默了片刻。「波斯，我想回去。伊朗……，我不確定我認識那個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