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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下的復旦生涯(上)

鄭重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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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從嘉興中學高中畢業。畢業考試成績全班第一,家父知道後非常高興,改變了長子繼承家族企業的規矩,讓我到上海讀大學,我則考取了當時的私立復旦大學經濟系。

復旦大學原是上世紀初一些愛國師生,從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分離出來,組建而成的私立大學。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部分師生內遷四川,江灣的校舍也被日軍占用。留在上海的師生躲進租界繼續辦學,校舍設在常德路新閘路以北的一幢三層樓中式房子裡,底層是辦公室,二樓和三樓是教室。由於沒有學生宿舍,我住到位在西藏中路九江路口的親戚家中,每天按時到南京東路新新公司(現上海食品一店)門口搭二路有軌電車,在車鐘「噹噹」聲中去上課。

時光流逝,秋去春來,轉眼來到一九四六年春季開學的時候,校方向同學宣布好消息,內遷四川的復旦大學已改為國立復旦大學,並經國民政府批准遷回上海,同時把上海的私立復旦大學併入國立復旦大學。一時間同學們歡聲雷動,因為不僅可以節省學費,更重要的是可以獲得更多的教學資源,受到更好的教育。

一九四六年秋季第二學年開始,我們都去江灣校舍上課。一進校門就看到畫棟雕梁宮殿式的圖書館,它的對面是一塊橢圓形廣場,兩邊分布著多幢二層樓白色長方形的教學樓和宿舍。

由於地處郊區,同學們基本上都住宿。女生宿舍在校內,男生宿舍在校外國權路東邊,那裡有一片紅磚二層的聯幢屋,那是日本侵略軍占用復旦校本部時為軍眷建造的。每幢屋樓上樓下都有一間約二十平米房間,放上六張雙人床。我選了一張上鋪,可以避免其他同學的干擾。

伙食由校外的包飯承包,他們把飯菜燒好送到學生食堂然後分菜到桌,白飯則分裝幾個大木桶放在地中央。一桌八個學生,菜不多,八雙筷子搶著夾菜吃,忘了斯文,也練出了快速吃飯的本領。

為了滿足同學們的消費需求,校方在校門對面生物系的植物種植實驗園區、靠馬路一邊畫出一長方形地塊招商,開了五家小店,都是用竹竿和油毛氈搭起來的棚屋。隨後,出現了一家雜貨店、兩家小飯館,雖然主要是四川味,但我嘴饞時也會去光顧,並學會了「打牙祭」這個四川詞。

有人在小飯館旁邊開了兩家正宗的四川茶館,桌子和椅子都是矮矮的、用竹子做成,吸引不少同學前往,特別是那些在四川讀書時受過四川茶館文化洗禮的同學,常在此地聚會、打牌和擺龍門陣(閒聊)。我有親友來訪也會讓他們在那裡歇腳。

安頓好食宿以後,同學們去教務處選課程、選教授,編制自己的課程表。當大家看到學校的總課程表後,心裡非常激動,那些開課的教授都是這一學術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例如教中西通史的就是兩位姓周的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

而經濟系主修的經濟學開了三門課,一門經濟思想史,講的是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次,商學院院長李炳煥教授開的現代經濟學,主講凱恩斯學說;三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這在當時白色恐怖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校領導堅持開這三門課讓同學們對世界經濟學有一個瞭解,他們堅持學術自由的勇氣得到了同學們的讚賞。

課餘生活也很豐富,同學們建立了不少社團,主要是文體社團。我參加古典音樂欣賞會,每周一個晚上,主持人邊放唱片邊講解。我在那裡認識了貝多芬、蕭邦等著名的古典音樂家和他們的音樂。

正當同學們在校方妥善安排下,為前程埋頭苦讀時傳來噩耗。國共談判破裂,內戰開始全面爆發,在許多同學的腦海中留下一片陰影,為前途擔憂。其中,又以外地來的同學受影響較大,四川籍的同學尤其明顯,他們經常抱團聚會,不管最初是談論學習的苦樂和心得,或是交流談戀愛的經驗和教訓,最後都會落到內戰這個話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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