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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論/李登輝的光彩與幽黯 台灣不可承受之轉折

作為台灣從威權向民主過渡的領導人,前總統李登輝贏得了「民主先生」的美名;作為張揚台灣本土認同的元首,他則留下了「台獨教父」的稱號。從「民主先生」到「台獨教父」,其實是一條不連貫的破折線,象徵李登輝頓挫的民主路線轉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狹路。也因此,李登輝以98歲高齡病逝,雖然藍綠陣營同表哀悼,但他留給台灣的卻是一個認同分歧而撕裂的社會。

李登輝在年輕時代曾是共產黨員,研讀黑格爾的辯證哲學;中年時代加入國民黨,終而成為國家領導人;他在國民黨主席任內,經常暗助在野的民進黨,到了晚年,李登輝更成為小黨台聯的精神領袖。如此奇異的跳躍歷程,除反映了李登輝個人理想的曲折多變,也刻劃出一個政治人物終難自我支撐的政治信仰。儘管在最近幾年,民進黨權貴人士仍恭謹奉他如政治導師,但台灣的民主神氣已今非昔比;李登輝恐怕也深知這點,但他再也無法再對藍綠提出有意義的民主建言了。

李登輝最精采的時光,應該是從他接替驟逝的蔣經國出任總統的1988年開始的八、九年。當時,他面對國民黨內的主流、非主流之爭,機巧地利用合縱連橫化解了內鬥危機,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其後,他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並發動一連串修憲,推動「萬年國會改選」,廢除國民大會,推動台灣省長、北高市長乃至總統的直選。這些改革,使台灣脫離威權體制,起步邁向現代化及制度化,成為東亞的民主化先鋒,但也造成憲政紊亂,總統擴權的現象。而台灣的現代化、制度化、國際化從1984年即已推動,若沒有先前蔣經國打下的基礎,李登輝的民主改造工程不會如此順遂。

在贏得「民主先生」稱譽的同時,李登輝也屢屢流露他比較陰暗的一面。例如,他面對日本作家訪問時,將其領導的國民黨形容為「外來政權」;明明身為國家元首,卻低訴「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與國民黨決裂後,甚至說出「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的話。出生時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終其一生,都無法克服他在日本、台灣、中國之間漂移的糾葛。因此,他曾夢想走一趟孔子「周遊列國」之旅,最後卻以日本的「奧之細道」取而代之。包括他推動的本土化政治,卻助長了「黑金政治」和「金權政治」的興起,這都是他難以言說的矛盾。

1996年在北京「飛彈危機」中當選首位民選總統的李登輝,就任後展開了一連串與大陸切割乃至對立的作為。從經濟上的「戒急用忍」,到政治上的「兩國論」,都把兩岸關係帶向不歸路。事實上,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全球都在杯葛北京,李登輝卻讓台商持續登陸尋求經濟發展;其間,並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宏大計畫,要爭取台灣成為亞太區域經貿中心的機會。但後來他主導的戒急用忍政策一出,兩岸進入對峙,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夭折,台灣便在游移中錯失了良機。李登輝曾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雖是口號,當時的氛圍至少台灣還懷有政治優越及經濟超前的驕傲。但20多年來,台灣民主亂象四起,經濟領先則大不如前,李登輝留下的反中框架恐難辭其咎。

諷刺的是,李登輝此生最風光的階段,是在他領導國民黨轉型的12年;在他離開國民黨後,陳水扁和蔡英文雖仍試圖延續其本土、反中、新南向等路線,但已看不出國家開展的動力。這可能正是李登輝的悲哀:他一再踐踏國民黨,卻忘了這個黨是成就他民主志業的最大舞台。如果拋開黨派色彩和政治恩仇不談,僅從民眾的視角觀察,李登輝的光彩在於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這放大了他的身影;他的幽黯則是困在狹隘的本土意識和錯亂的國家認同,又使他變得矮小。他帶給社會的撕裂和混亂,則是台灣難以承受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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