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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區手記/有人像是睡著了… 新冠ICU病房真實樣貌

鄭重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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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樓層共18間單獨病房,護士用重症病房外的電腦查看並記錄病人詳情。(記者鄭怡嫣/攝影) ICU樓層共18間單獨病房,護士用重症病房外的電腦查看並記錄病人詳情。(記者鄭怡嫣/攝影)

紐約市布魯克林醫院中心(Brooklyn Hospital Center)六樓加護病房(ICU),一位已經基本康復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神色平靜地玩著手機,醫師說他不日即可出院,另一位確診新冠肺炎、頭髮灰白的女士像是睡著了,正一邊輸液,一邊使用著呼吸器。

造訪ICU當天,我僅戴著防護鏡與醫院醫師給我的N95口罩,攥著塑料袋裡的一次性防護服以及防護面罩,卻聽從醫師羅森伯格的建議並未戴上;患者都住在獨立的房間,玻璃門也沒有打開,走廊內有不少壁掛式的洗手機,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低,我也感到相當安全。

大多閉著眼 有的已昏迷

這裡,新冠病人與非新冠病人隔間而住,他們大多閉著眼睛,有微弱的意識或是已經昏迷,不過,三成病房已無病人入住,顯示紐約的疫情正在好轉。

在3月至4月,像紐約市其他的重災醫院一樣,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也曾令這所醫院陷入前所未有的慌亂,各式各樣的新冠確診病人:壯碩的年輕人、患糖尿病的老人、臨產的孕婦、難以溝通的失智者或無家可歸的遊民,湧入病房與急診室。

布魯克林醫院中心有175年的歷史,是一所中小型的社區醫院,現下炙手可熱的白宮防疫主管佛奇(Anthony Fauci)在這裡出生,醫院主要服務接受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的低收入者、老人、少數族裔以及新來的移民,其中華人病患也占相當比例,為此,醫院還專門將四樓的標示改成「三R樓」,避免「四」與「死」的諧音。

新冠ICU主治醫生羅森伯格在其辦公室。(記者鄭怡嫣/攝影) 新冠ICU主治醫生羅森伯格在其辦公室。(記者鄭怡嫣/攝影)

負責加護治療、已在醫院工作八年的主任醫師羅森伯格(Joshua Rosenberg)告訴我,一個半月前,新冠重症病患急增,醫院把三樓棄用多年的外科加護病房也改成了新冠加護病房,床位由此增加兩倍,現在,三樓已不再接收新病患,六樓的18個加護病房中也已經空了三成。

羅森伯格說,疫情像是一場夏天的雷陣雨,手伸到外邊,雨會順著手掌、手臂傾瀉而下,整個身體也會淋濕,風聲鶴唳、電閃雷鳴,但是忽然之間,暴風雨又停了,陽光浮出雲層,大地開始變乾。

「醫院現在的狀態就是這樣,我們處在平靜期,但是你不能判斷,在未來,是否會有第二場暴雨來臨,按照我往年的經驗,那些空出來的加護病房,又很快會被新的病人填滿。」

對待重症者 巡房不間斷

每天早上8時,兩位ICU主任醫師、幾位初級醫師、十幾位護士及呼吸道治療師都會參加晨會,對每位重症患者進行平均五分鐘的個案討論,逐一瞭解他們的病情及治療方案;上午10時,羅森伯格則會參加醫院的電話會議,以便各部門在疫情期間,對於藥物、人力、個人防護用品、臨時場所改建等,都能進行最及時的協調與統籌。

60多位醫院職工參加的電話會議,不間斷地進行了兩個月直至5月上旬,作為兩位ICU主任醫師之一,羅森伯格隨後則回到六樓,巡查由他負責的每間重症病房,「對待這些病人,不是和他們說了早安就算,你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需要不斷檢查他們的情況。」

➤➤➤直擊新冠ICU:暴雨之後 難說平靜

在他負責正在住院的患者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非新冠的重症患者,他們與新冠患者隔間而住,年齡不等;由於心臟病、腦中風等原因緊急入院,病房的玻璃門上,貼著「非新冠病患」的彩色大字標示。

一位心臟病發的中年男士,他病房的一邊是一間空房間,另一邊則躺著一位昏迷不醒的新冠病患,每一位患者身邊,似乎也都被輸液管、各類點滴瓶、呼吸器和醫療儀器包圍,他們的身上蓋著薄毯,一隻手臂下方架著軟墊,房間裡的遮光窗簾拉到一半,可以看到窗外青翠欲滴的景致。

當日,羅森伯格穿著和「急診室的春天」中喬治庫隆尼(George Clooney)一樣被譽為「寧靜藍」的短袖醫師服,戴著不會起霧的滑雪眼鏡,只有在進入患者個室時才會披上外科手術衣;他說,入住ICU的新冠病患已經越來越少,非新冠病患的數量卻一直穩定,即使在疫情高峰期間,醫院仍收治了不少非新冠的重症病患。

當物資缺乏 抉擇先救誰

事實上,數據也顯示,在3月中旬至5月中上旬的高峰期間,除去因新冠病亡的患者,紐約市的死亡總數,仍要比往年的同一時期高出5300多人,這些非新冠的死者可能因擔心感染病毒而延誤就醫,也可能因醫院及急救系統已不堪重負而未能得到及時救助。

羅森伯格說,從疫情初期直至現在,每個醫院的加護病房中,都應有相當比例的非新冠病患。

那位昏迷不醒的新冠患者已經住院數周,需使用鎮靜劑並依賴呼吸器來維生,醫師為他使用了IL-6抑制劑也不見效果;羅森伯格與看護他的年輕女護士交談,護士來自德州奧斯汀,兩周前來到醫院幫忙,她戴著一次性無紡布的手術帽、防護鏡與口罩,長時間坐在病房外的電腦台前,查看病人的實時數據。

布魯克林醫院中心。(記者鄭怡嫣/攝影) 布魯克林醫院中心。(記者鄭怡嫣/攝影)

由於醫院其他部門及外州護士都前來支援,ICU護士及重症患者的比率達到了一比一;以往,這個比率在一比二至一比三之間,現在,護士則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照料一位重症患者,把患者何時醒來、何時用藥、呼吸狀況等諸多細節,都及時更新在電腦上。

她們有的在病房外的走廊拿藥,有的與醫師交談,有的站定在電腦台前,有的則進入病房掃碼病人手腕上的識別腕帶,一切看起來都井然有序、有條不紊。

「這位病人的情況不容樂觀,變得越來越糟。」羅森伯格說:「新冠是一種新出現的疾病,在各類藥物得到批準以後,我們也在嘗試各種各樣的療法,但是,我會盡量避免對患者使用呼吸器,一是非常地痛,二是到了那一步,一般後果都不會太好。」

羅森伯格說,有一個在高峰期間為其他醫院所面臨、他的醫院卻不曾面臨的情況,就是不用在呼吸器及醫療設備缺乏的情況下,需要在決定救治哪位患者時,作出生與死的選擇,「很幸運,我們總是有剛好足夠的物資。」

抗疫第一線 醫師沒空哭

「幸運」 的不只是醫療設備,個人防護設備(PPE)也是一樣。當時,聯邦及地方政府物資會優先送於市大型公立醫院,低收入家庭、無健保人士、少數族裔常去的小型私立醫院或社區醫院,在當時卻仍未得到足夠支持。

事實上,這些醫院的主治醫師也不乏華人,當地華人致電家庭醫師時,醫師往往也會將他們引介到此類醫院,在4月19日,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承認,儘管市公立醫院及老人院的人力及物資已經緩解,同樣接收新冠病患的社區獨立醫院,卻仍未有足夠的急診醫護人員。

作為一線抗疫人員,羅森伯格說,從3月到5月,他沒有崩潰,也沒有哭過,「也不是會哭的性格」;他有要照顧的病人、要鼓勵的下屬,從最初的震驚過後,要迅速投入實際的治療當中。

他的辦公室有自動咖啡機,每天喝很多的咖啡隨時保持清醒,還有兩個運動球,以便在稍稍喘息時能作核心的訓練;閒暇時,他會跑步,放空大腦,奔跑近一小時。

他還有兩位10歲以及12歲的女兒,在結束一天工作、換上T恤下班以後,羅森伯格開車回到長島的家,孩子們就會朝他嚷嚷,喚他「洗澡」。

他說,女兒不會像其他的紐約人一樣,每晚7時在窗台為醫護人員鼓掌;如果女兒真的為他鼓掌,他反而覺得不安,「我會感到侷促,覺得這肯定是場惡作劇,家裡是不是正藏著一台照相機在錄像」。

他會像普通家長一樣,詢問她們的課業,聊些有的沒的;他很慶幸,有她們讓他結束了工作以後,能夠活在當下,活在此刻,能夠深吸一口氣,盡量不去想白天親歷的很多糟糕的、不幸的事情,不再想那些生命快要垂危、卻始終聯繫不到親屬的患者。

「不過,疫情已經好了很多,是還沒見到彩虹的暴風雨後的平靜,我們仍然要作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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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怡嫣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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