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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上的關帝廟

我老家在蘇北農村的集鎮上,叫做西來鎮,它橫跨江蘇省的如皋、靖江兩縣。就我兒時記憶所及,鎮上有四座正式的寺廟(土地廟數不清),從北往南數,為紫竹庵、關帝廟、火星廟、城隍廟,我家就在關帝廟北邊,只相隔六、七戶人家。

關帝廟好像沒有僧人,總是住著當兵的。最初住的是省保安第四旅,出操、打野外時,隊伍總要從我家門口經過。日本兵來時,只放了幾槍就逃走了。以後,只要是日軍不進駐,關帝廟裡就住有從不抗日的「抗日游擊隊」,什麼大隊、縱隊、挺進隊的,你來我往。

大約在我五歲的時候,大表哥辦了個私塾,就設在關帝廟的臨街房裡。那天我被領進私塾時,只見裡面坐了有十幾個小孩,正面牆上掛著孔夫子畫像,還有個木製的「天地君親師」的牌位。表哥領我向孔子像恭恭敬敬地磕了五個頭,從此,我成了孔夫子的入門弟子。

「人之初」讀了不到兩個月,由於局勢惡化,私塾關門了,我就住到外婆家去。大約過了半年或者一年,局勢趨緩,表哥的私塾又開張,我就再回來上學,這時私塾已經搬到後面大殿上去了。

關帝廟的正殿又高又大,氣勢雄偉,結構堅固,殿基要比天井高出兩尺多,我不敢從邊沿上直接往下跳,只好規規矩矩從台階上下,在全鎮的寺廟和民居中,它穩居第一。

學童有三、四十人,年齡從六、七歲到十五、六歲。自帶的各式各樣的桌子、板凳占用了大殿南邊的一半地方。當時有一種流言,說是日本人尊崇孔夫子,書坊(私塾)裡讀四書,日本人不會過問,比較安全;學堂裡用的教科書,常有抗日內容,被日本兵知道了要將人抓了去,所以都將小孩往私塾送,這期間,應該是我大表哥教書生涯的最鼎盛時期。

天井裡有一顆古銀杏,高不過兩、三丈,枝葉稀疏,顯得特別的枯萎、蒼老,可能是幾百年風霜摧殘的結果吧!樹徑大概有一米多,我們四、五個小孩子手拉手也圍不過來。這樹年年結果,但果實很少,碰巧才能撿得一、兩粒,裡面的白果常顯得怪異,有的是梭子形,有的是針形,也有三棱形的。當時只覺得好玩,現在想來,或許是這株銀杏老奶奶過於高齡,以致「胚胎發育畸形」。銀杏老奶奶最終犧牲在抗日的烽火中,一九四四年初,在反「清鄉」的關鍵時期,被新四軍鋸去做手榴彈柄用了。

天井裡還有個磚砌的焚化爐,塔形,約一人半高,爐膛口上方嵌有一塊小石板,刻有「敬惜字紙」四個字。記得小時候常聽到祖母教導:字紙不可亂扔,不可踐踏,要拾起來放到灶膛裡燒掉,不可惹文昌菩薩生氣。這個焚化爐的建造,正反映了多數人是文盲的年代,人們對文字和文化的崇敬心理。幾十年後,在廈門一處寺廟裡,又看到形狀相似的塔形焚化爐,有人將整疊整捆的黃紙往裡塞,就不存在文化的涵義,僅是愚昧了。

我在私塾裡讀了近一年,轉到姨母家就讀正規小學,從二年級讀到四年級。在這期間,大表哥的私塾關了,新辦了「關帝廟初級小學」,負責人是我的四表哥。

等到我初小畢業回到西來鎮時,關帝廟小學的老師,已換成了鎮上首富謝家的大小姐。他們承擔的角色,也就是「校長兼校工,上課帶打鐘」。

一九四五年初,我在鎮上的完全小學讀五年級時,有一天,看到謝小姐到我校來借用油印機,環老師將她帶來的蠟紙對著光線看,口裡說「可以」,看來謝小姐還是第一次刻鋼板。等到一九四六年秋天內戰打起來的時候,所有學校都關閉,關帝廟小學前後任的兩位老師,也就是我的四表哥及謝家大小姐,都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去了。

文革後我曾經回過西來鎮,關帝廟原址上住著幾戶尋常人家,古廟一點點的痕跡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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