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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糧票往事(下)

當時,太原市扒手小偷很多,妻子拖兒背女,糧票放在她身上不安全,我就叫她把糧票給我。我接了糧票,隨手放在褲子後袋裡,去售票口買郊區客車車票,在窗口付錢時,感覺臀部後面一觸動,回過頭一看,小偷跑了。我一摸褲袋,糟糕,糧票被竊了。年老抱病的父母,餓著肚子,省下錢以高價買下全國通用糧票,妻子攙著幼兒、背著幼女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好不容易把五市斤全國通用糧票安全帶到太原站,卻因我的粗心大意被竊了。我心疼至極,欲哭無淚,兒女回到身邊,本是一件大喜事,但當天晚上,我輾轉反側,幾乎一夜未眠。

一年後,我一家四口被迫退職回鄉當農民,一兒一女均寄養在岳母家。一九六五年全家五口在太原市報上戶口,到了一九七三年,我妻子找到了做炊事員的工作,才把女兒從浙西外婆家接到太原。這是她已是婷婷玉立,長大成一個可愛的少女了。

但到太原後,市民供應的口糧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細糧,即小麥麵粉,其餘是高粱麵和玉米麵,後兩種當時都叫粗糧。在南方吃慣大米的女兒,吃粗糧很不習慣。我校在郊區,郊區飯店裡只有饅頭,沒有大米,而且一斤糧票只賣給你三個饅頭和兩個粗糧做的窩窩頭,很不合算。於是,每當發了工資,就帶孩子到市中心飯店吃大米飯,不過飯店為了限制顧客買大米飯,必須買一個葷菜,才能買半市斤通用糧票大米飯。一個葷菜,一般約需五角人民幣,覺得有點貴,當時新鮮肉也只不過三角多人民幣一市斤,不過要有肉票才能買,因而一個月去飯店也只不過一、兩次。

有一次剛發了工資,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用購糧本上的口糧換了二市斤太原市通用糧票,帶著女兒和小兒子到市中心「上海飯店」去吃大米飯。進飯店一看,有上海小籠包,比買葷菜吃大米飯花錢少,於是,我就叫孩子占了座位,我去窗口付款。

當我付完款與孩子坐在一起等待時,有一位年輕解放軍戰士,眉清目秀,看樣子是一位低階軍官,和我們同坐一張餐桌,正在吃一大盤小籠包。我們等得都有點不耐煩了,小籠包還沒有端上來。此時,忽見這位解放軍把竹筷子在桌子一放,說了句「吃不下了」,然而對著我說:「盤裡剩下的包子,我筷子沒有碰到過它,讓你小孩吃了吧!」說完,我連一聲「謝謝」還未來得及說出口,他就離席走了。盤子裡大概還有五、六個包子,孩子們就狼吞虎嚥地吃完了。

事後我一直在想,這位解放軍是真的吃不下了?還是見我的孩子看他吃包子時流露出口饞的樣子,因而故意說吃不下,把包子留給我孩子吃?反正,那天買了二市斤糧票包子未吃完,留下一些帶回給媽媽,間接省下二、三市斤通用糧票,甚感滿意。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農村包產到戶,勤勞的中國農民的生產力一下子爆發出來。八○年代初,一次暑假,我在太原用一個月的口糧和食用油票換了二十八市斤全國通用糧票,回浙江老家探親。豈知,江南一帶在飯店吃飯已不需交糧票了,農村裡家家戶戶也毋須為吃飽飯而發愁了。

到了八○年代末,糧食供應徹底放開,購糧本、通用糧票退出歷史舞台。其時,我手中囤積了幾百斤全國通用糧票,偶爾有人上門要用雞蛋和我換全國糧票,我沒有同意。至今幾百斤全國通用糧票保存在上海我兒子家裡,讓它永遠留著,記憶著那逝去的艱辛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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