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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下放幹部

看有關防治新冠肺炎新聞,談及武漢市級「下沉幹部」如何下沉到基層社區服務群眾取得實效事例。由此及彼,讓我想起了五○年代末,在中國有一影響到神州大地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名詞──「下放幹部」。當時的中央政府之所以下放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到農村、到基層,是為了克服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密切聯繫群眾。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中,很多幹部、知識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通過體力勞動改造思想,讓他們重新做人。

我是一九五八年初插隊落戶在上海西郊廠頭鄉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們有四人,當地社員就順口叫我們「下放學生」。在我之前,已有上海某局的下放幹部在那裡與社員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帶隊的是徐姓黨員幹部,其中一位操湖北口音中年袁姓幹部在大學裡學的是會計專業,後來「三面紅旗大躍進」,吃飯不要錢,生產隊辦食堂,他理所當然地成了第一任會計。我從他那裡學會了借貸平衡、出納和記帳二分開等財會原理。後來他回原單位,我就成了第二任會計。

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位侯姓年輕人,剛大學畢業,在整風運動中被定成「右派」。侯來農村勞動改造時,大家都與他畫清界線。有時,我到田頭記工分,見他總是獨自一人在鋤草或翻地,不時用無神的目光望遠,顯得孤立無援,還有點弱智。他口中時常唸叨:「不是說好『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只是提意見,怎麼就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與我接觸最多的是一位莊姓下放幹部。他是鄉文教幹事。時值冬天農閒。他騎著一輛二十八吋「永久牌」自行車,穿行在田間土路,聯繫檢查各生產隊掃盲進度。我擔任生產隊掃盲老師,因此與他結識。後來他推薦我去上海師院「農中師資培訓班」學習,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

擔任農中教師期間,莊老師與我都住在原鄉政府工作人員宿舍。因為當時在「大辦人民公社」,三個鄉合成了「一大二公」長征人民公社,公社辦公室設在真如鎮。白天我倆各忙各的,夜間消遣就是用三塊磚搭成一微形火灶,用鋁製飯盒煮蠶豆,邊吃邊下象棋,打發漫漫長夜,那情景至今未能忘卻。

莊老師後來也回到市裡。農業中學的上級領導是公社的二位文教部長,一位姓倪,一位是孟子的後代。與倪部長相識在公社農民運會,他背著一只海鷗照相機,到處攝影留念,後來調走。孟部長因為是當地人,家在長征公社萬里大隊,我後來就是手持他出具的介紹信到真如鎮民辦中學報到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廟小妖風大」。民辦中學的紅衛兵小將,有一次批鬥嘉定縣文教系統「走資派」,他們竟然有本事將縣、公社、學校三級的頭頭們揪來,縣文教局水局長和孟部長也被掛牌批鬥。那次批鬥會我也參加了,我看到批鬥對象被大木牌細鉛絲勒緊脖子,面部表情痛苦,但又不敢自己動手移動木牌,就走上前去,將鉛絲移到衣服布面上。好在當時流行「要文鬥,不要武鬥」,所以「小將」們也莫能奈我何。

回首一甲子前的過往歲月,「下沉幹部」和「下放幹部」雖僅一字之差,反映的卻是換了人間的二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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