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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愛怨風雨路(下)

發現用這種啞巴學習的笨辦法,竟也能閱讀手頭的英文小說,和市面上唯一可見的英文書──毛澤東著作英譯本,我對外文的興趣大增,隨後又偷偷地先後開始學習日文和德文。

日語的假名發音容易,科技書籍文獻中有大量漢字較易閱讀,但沒法說與聽,不敢奢望練習口語。德語學習很難找到書籍,只能靠一本《簡明德漢詞典》,將一本科技德語教程從頭學到尾,能看懂,但連朗讀也不會。那些年裡,雖從未有過英、日、德語聽和說的機會,但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我記住了八千多英語單詞,日語和德語也各有四、五千單詞,達到了能夠閱讀四種外文專業技術書籍的水平。其中的艱辛,實難與外人言,直似寒冬飲雪水,冷暖心自知。

憑個人毅力的堅持,靠如此怪異的方法,我努力地學習了英、日、德文。文革黑暗的隧道不見盡頭,外語學習給我以「躲進小樓成一統」自由思維的一個小天地,稍微降低了周圍政治環境的精神壓力。我沒有未卜先知的遠見,不知未來如何,只是在那鼓吹「知識無用」的年代,外語似乎是我不靠老師還能學習的知識。一門外語是通向一座文化寶庫的鑰匙,我隱隱感到,這似乎關聯著我將來能否一窺那未知世界的希望。我頗有「野心」,還設法搜尋了一些自學法語的教材,打算擴大我這群朋友的陣容。

一九七八年,中國在文革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那突然的消息好似平地春雷,對我們這些「臭老九」大學生,真如久旱逢甘霖。我在川南一個小縣城法院破爛的法庭房間裡參試,接受命運的考驗。外語是英、俄文試卷二選一,我將兩張試卷都輕鬆地完成。但是,不久後去重慶參加選拔出國留學研究生的英語口語面試,進考場後,從頭到尾,我沒聽懂也不會說一句英語,只是記住了主考教授「Do you understand(你懂嗎)?」那句問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聽人對我說英語。我的「殘疾」英語終於暴露出原形,第一次嘗到了酸澀的苦果。

在讀碩士生時,我終於正式地上了英語課,英文文法與閱讀比較輕鬆,但英語口語課卻一直是在聽老師「對牛彈琴」。我這條已過而立之年的「牛」,腦子裡滿是發音錯誤的單詞,讓早年滬上聖約翰大學畢業、滿口標準牛津英語的老教授,也愛莫能助望著我嘆氣。雖然我花了不少時間在《英語900句》、《新概念英語》等課程的聽力訓練上,但收效甚微,耳內似乎已築起了阻擋英語信息的石牆。

雖然學的「聾啞」外語,聽不懂又不能講,但在我讀博士學位時,卻幫了大忙。憑借四種外語文字的閱讀能力,我在大學圖書館裡,將二十多年來學校用寶貴的外匯購入,但從無人閱讀的許多技術書刊雜誌,從積滿灰塵的書庫中翻了出來,逐一查閱,引用了近五百篇英、俄、日、德、中五種文字的科技文獻,對研究課題的歷史源流、發展過程與研究近況,撰寫了一份詳盡的學術綜述文章,隨後又通過三年的研究,順利地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那極端封閉的社會,現在的人們已難以想像,那鼓吹「知識無用論」的變態環境讓今人匪夷所思,造就了像我這樣的外語聾啞「殘疾人」。外語知識,助我抓住了改變命運的機遇,但是外語的「殘疾」,也嚴重地阻礙個人事業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在八○年代後期,當已屆不惑之年的我來到北美,踏入英語世界,繼續著我同英語的愛怨情緣,人間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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