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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陪出診

一九七三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睡夢中迷迷糊糊聽到有人敲著大門。在父母工作的這家公社衛生所,夜晚遇上病人或家屬敲門看病已習以為常。父親起床了,夜晚有什麼動靜,他必定要查看。這是他的職責,他要對全所工作人員和公共財產負責。父親起床後,我也睜開了雙眼。

雖說是公辦衛生所,承擔該地區一萬多農民和居民的醫療防疫工作任務,但規模依然很小。只有兩排平房,中間一個院子,大門敲響後,全所不到十位醫護藥等都知曉了。

值班人員打開大門,只聽幾個男人慌慌張張大聲說:「我們找汪醫生出診,村裡有個小夥子掉水裡被撈上來,現在不知是死還是活的!」

汪醫生是衛生所一位女醫生,她年齡比我大十二歲,平常我們叫她汪姨。她父親是相鄰公社民間的一位名醫,她從小跟父親學醫有一定醫學基礎,進衛生所後,又在我父親的推薦下,到省中醫學院進修了一年,因而她看病深受病人信任。

衛生所為「救死扶傷」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出診一般由病人或家屬點名,而不是所裡安排。出診前,病人無需掛號、交錢,也不用辦任何手續,醫生只要和所長打個招呼說走就走。汪醫生自然也起來了,她問了有關情況和所在村子後,立馬背起出診箱。見我父親來了,汪醫生說:「所長,出診沒問題,但一個人回來我有點怕。」

那時,鄉村還沒有救護車的概念,連自行車都稀巴巴的。父親在抗戰時負傷致殘,白天沒醫生在家時,他騎著由縣衛生局特批的自行車出診風雨無阻,可晚上就不方便了。父親好像停頓了片刻說:「你等一下。」

父親走到我床前說:「你起來好嗎?代我陪汪姨出診走一趟吧。」

出診的地點是黃嶺大隊的一個村,汪姨經常出診,熟悉那地方。而我因周六、周日釣魚,也去過那村。那個村離所裡來回不過五、六公里,但那時村裡沒有四通八達的水泥道,更沒有路燈。一條省級公路是由石子、黃泥土加粗沙混合鋪就的,白天有大貨車和幾輛長途汽車駛過,到了晚上就靜悄悄的。村裡的交通幹道主要是田埂小路,這種小路很窄,每次只能供一個人行走,稍不注意走歪了,就可能滑入水田中。

我和汪姨一前一後小心翼翼地走在出診小路上,因年齡差距沒有共同語言,路上彼此一直寡言少語。

路上不時有青蛙讓路跳入水田中「撲通、撲通」的響聲,一開始我有點緊張,後來也無所謂了,偶爾停一下看看前後左右,除了漆黑一片,便是伸手不見五指。有時也有螢火蟲從我們面前一閃而過,孩童時很怕這種亮蟲,總以為那與「鬼火」有關聯。

半個小時後,我身上的衣服差不多濕透了,汪姨也說「今晚真熱,沒有一點風」。又走了十幾分鐘,隱約聽到前面山包裡有哭聲,還可看到馬燈的光亮。汪姨說:「上到那個黃土嶺,就到了。」

走到村子裡,在一片瓦屋前的空地,馬燈前後估計有好幾十個男女老少圍著一個人。這人躺在兩條長木凳架著的一扇門板上,上身赤裸,肚子鼓脹,下身穿著一條褲兜。

一位年長村民說:「汪醫生辛苦了,半夜還把你請來了。」

汪姨說:「不辛苦,這人什麼情況?」

村民說:「他本來不會水,不知怎麼落到嶺下大河裡了,直到上半夜才發現。」

汪姨趕緊摸他的頸動脈,又翻看他的瞳孔,接著打開出診箱用聽診器反覆聽他的心跳。然後,汪醫生收起聽診器嘆了口氣說:「這人我沒法救了,可能早就停止了呼吸。」

聽到汪醫生的話,幾個女人又大聲哭喊起來。那年長村民似乎已知道結果,他招呼著其他人準備後事。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悲痛和忙碌的村民,沒有了像往日那樣的客氣,也顧不到一位剛滿三十歲的女醫生深夜步行來到這裡。其實,即便村民請汪姨喝茶什麼的,估計她也會推辭。汪姨看了我一眼,輕聲細語說:「我們回衛生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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