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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闆的小女人(上)

黛安 ∕  圖 黛安 ∕ 圖

聖荷西初夏的天氣一直是讓人著迷,白天溫度在21°C上下,湛藍的天空綴著朶朶的白雲,微風拂來會讓人嘴角不自覺地上揚。和往常一樣我停了車,走進了律所的辦公大樓。剛出電梯就遇見了一對亞裔男女正在律所門口等待,我們對視了片刻,心想這不是松下先生和他的小女人小林女士嗎?領他們進門後,才知道他們已在前兩天打電話來尋求我們協助辦理遺囑。認識他們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的松下已經是一頭的銀髮,身板也不如以前筆挺了。往事一下子又把我帶回了從前。

1986年剛來美國留學,經過中國同學介紹,我來到了北一街的一間中餐館打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來吃飯的客人帶位子、收銀和接外賣訂單。老闆李經理是一位從香港來的化學博士,他濃眉大眼人長得端正大方,斯文地戴著副眼鏡,笑起來還有一對酒窩,中等個子的他是一個十足的正人君子,一介書生卻能把龍蛇雜處的餐館管理得井井有條。餐館離市中心不遠,101和280高速公路在附近交接,矽谷各大高科技公司就在咫尺,白天生意大都來自公司行號,晚上則常有結婚、生日和畢業派對。餐館的菜色大體是針對老美的口味配置,咕咾肉、左宗堂雞、核桃大蝦、蒙古牛肉和酸辣湯都是排行前十名的熱門菜色。餐館布置優雅,紫紅色的桌椅,安靜的環境伴隨著鄧麗君輕柔的歌聲,除了客人細聲私語的交談外,就是依稀可以聽到的叉子和盤子的合鳴了。

我們中餐館一進門就是前檯,左轉是一個酒吧。過了酒吧就是一間鐵板燒店,緊挨著鐵板燒店左邊的是一間日本居酒屋。暑假的時候,李經理會介紹正在放假的我去居酒屋打個午餐的工,那店的經理是一個大約五十歲的日本女人秋子。周間的午餐有如打仗似地忙碌,但可以賺到不錯的小費。有一天將近一點的時候,餐廳裡進來了一男一女,當我正打算把他們領去就坐時,秋子急急忙忙地跑了過來,一面堆著笑臉向他們連連鞠躬哈腰,一面對我說:「我來吧!」就把他們帶去邊上客人不常去的小間,然後親自伺候。後來秋子才告訴我,那男的叫松下,這整條街的房和地都是他的,除了中餐館是他和李經理合開的,鐵板燒和居酒屋都是他的,而跟著他進來的那位是他的小女人。

第二次遇見松下是在半年之後,那天他來到了我晚上打工的中餐館,還帶著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子。那個男子長得風度翩翩器宇不凡,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一對父子。李經理說大老闆的兒子契司不但人長得帥,而且絕頂聰明,年紀輕輕的就讀完了導演碩士後來又拿到了醫學博士。但近來不知怎麼地常常頭昏腦脹,這次他是專程來美國散散心,也順便來看看頭暈的毛病。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餐時間,我正在上班,從酒吧裡傳來一陣陣的哭喊聲。好奇的我走過去一看,這不是大老闆松下的小女人嗎?只見她喝得稀里糊塗,衣衫不整,一頭亂髮,兩只高跟鞋一東一西,眼睛裡充滿了憂傷地在那裡喊叫,一副狼狽像。這是怎麼回事?這時隔壁鐵板燒店的經理和兩個女服務員聞聲趕來,把酩酊大醉的她架走了。

又過了幾天,李經理叮嚀中餐館裡所有的員工,松下在日本的夫人要來美國陪兒子看病,順便要來我們中餐館吃飯,要求大家務必要有禮貌,而且千萬別在松下夫人面前亂說話。據說松下夫人是個大家閨秀,長得清秀可人,個性溫文爾雅,談吐輕重有節,是個有修養有韻味有內涵的女人,和松下那個充滿野性的小女人是天與地的差距。這個夫人家世比松下家還要富有,在東京的銀座擁有好幾條街的房地產,她是本家唯一的孩子,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

松下的兒子去了史丹福醫療中心做檢查,醫生建議做個CT掃描,結果發現腦子裡面有個陰影,進一步的檢查結果很不樂觀,這個消息對於松下夫婦猶如晴天霹靂。松下先生不願意接受這個檢查結果,他動用了自己的私人飛機去把幾位全世界頂尖的腦科腫瘤醫生接來一起為兒子看病會診。最後,被確診是膠質母細胞瘤,這是一種常見的高度惡性腦癌。之後,雖然經過九個月的治療,再多的金錢還是沒法子留住契司年輕的生命。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打擊讓松下完全變了人似的,一個人老是呆呆傻傻地坐著自言自語,他的行動不再像以前那樣敏捷,思維也不再那麼清晰,常常忘了自己要幹什麼。以前總是人未到,笑聲就已經先到了,如今卻很難在他的臉上捕捉到往日的笑容。

再說這個小女人,她曾經在美國銀行工作,自從認識松下之後就辭去了工作,當上了松下在美國期間獨家的貼身地陪,每當松下一個人來美國時,就會在這個小女人的住處下榻。據說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

一、她是他的「地下情婦」,只要松下的夫人在,她就不能露臉。

二、他們之間永遠都不能有孩子。

三、她對外公開的職稱只能是秘書。

四、她不能和其他男人交往。

如果小女人同意以上四點,她即可獲得以下四項回報;

一、一套新房地產以及裡頭所有價錢不菲的家具,一輛高級轎車加一輛麵包車。

二、每個月十萬美元的生活費。

三、每年三次坐松下的私人飛機去法國,無預算限制地購買奢侈品。

四、每年生日能得到一塊夏威夷的土地。

艱苦努力工作了一輩子的小女人當時已經將近四十歲了,哪裡經得起這樣優厚的誘惑,在自由尊嚴和依賴苟且之間,她選擇了後者,和松下達成了協議。然而,人總是無法滿足現狀,特別是一個人的時候,小女人就會覺得孤獨,常情緒低落地在家裡喝悶酒,有時也會到餐館的酒吧來喝,每次都要喝得一醉方休。她的內心深處一定十分痛苦,雖然她得到了金錢卻失去了自由與尊嚴,被剝奪了去愛或是被愛、做一個尋常的妻子和做母親的權利,她發現這些是用金錢換不來的東西。她看著別的女人可以正大光明地愛著一個人,抱著自己的孩子享受天倫之樂,而她只能每天帶著兩隻小狗默默地守在那豪華精緻卻又冰冷單調的籠裡,往好的說,像一個鍍了金的花瓶;往壞處想,則像是積了垢的夜壺,主人有空時對她召之即用,沒空時就束之高閣。

話說回來,那麼二十六年後他們來到我們律所為了何事呢?在會議室坐下後他們開口了。原來松下為了減輕小女人的精神負擔,他準備在美國立一個遺囑,那就是在他百年之後,想把在美國的一些財產留給這個小女人,這也許就是他唯一可以為她做的事情。因為對他來說,只要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而這小女人正是他用錢豢養的一個玩伴,或許他希望在自己腦子還明白前儘可能地保障小女人的權益,畢竟她的確為了他放棄了太多正常女人所擁有的東西。雖然說他們之間是各取所需,但要訴諸法律來保障明顯處於弱勢的小女人,這個松下還算得上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男人。

通常正常人立遺囑的主要目的,是想在生前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分配自己在身後的財產,以免死後讓家庭成員和親人們為了遺產打得六親不認。最後你想給的人沒得到,不該得的人卻霸占了你的辛苦所得。

因此預立遺囑在現代的社會中成了一項不可忽略的事情。

這時候的松下,父母都已經不在了,最寶貝的兒子已經病逝,女兒也出嫁了,太太是一個窮得只剩下錢的富婆,如果說他決定要回日本度過晚年,唯一的遺憾就是這個曾經給自己解悶的小女人。立遺囑也是用錢來解決問題,一是為了讓他接下來的晚年生活不再受這個小女人的牽絆,二是為了在自己百年之後能讓這個小女人有個衣食無憂安安穩穩的晚年,了卻自己對小女人的承諾和情債。(上)(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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