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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筆素描(上)

王幼嘉/圖 王幼嘉/圖

壺笛響了,母親邊沏茶,邊談論著下一篇小說的構思。

不再染髮的母親,一頭泛白的長髮如瀑布般垂落在她微駝的肩膀上。一身輕柔寬鬆的居家服零距離地貼服著她的身軀,讓她看起來顯得消瘦與蒼勁。

靠窗處,一件藍白相間的印花睡袍被隨手披放在躺椅上,一只巴掌大的紫羅蘭盆栽,不著痕跡地被點綴在百葉窗台旁。沒有隔間的開放空間正中,一張整齊擺放的正方形書桌,把可視範圍規劃出如工作室般的矩陣。

收音機的音樂台正流淌出《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讓七百平方呎不到的空間,隨著抑揚頓挫的樂音而縮放自如。

這是一間坐西朝東、位處偏鄉、鄰近湖邊的木造小平房。由玻璃花房改建而成,尚留有三分之一透光的玻璃結構,除去陰雨天,這幾乎是一處天天必經日出晨陽洗禮的空間。

但對於早已經習慣都會生活那一套包裹式住家的我而言,這住屋太明亮、太簡陋了。隱密度也不夠,需要一套落地窗簾來隔離日曬、一排樹籬來保護隱私。但母親卻百般珍惜地認為,生活之所以美好,就是能充分感知到日照的溫暖和光線的律動。

更加引人入勝的是,一入夜,在這幾乎無光害的環境下,小木屋就彷彿被置入鏡像的深空中。母親說,每當抬頭望向那片更為遙遠的天際時,自己和時間已全然被凝結在那片燦爛的、無遠弗屆的星空中。母親常說,抽離是一種最值得探索的生活藝術。

遞過來一杯沖泡好的熱茶,母親就挨著我坐下。接過熱茶時,我的目光不經意地瞥見那道長約六公分的陳舊疤痕,依舊宛如一條剛出土的蚯蚓,活躍在母親的左手腕上。

母親回憶說,當美工刀劃進手腕的大動脈時,暴紅的血漿瞬間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往外噴湧在瓷白的洗臉槽上,搶佔去她整個的視覺。她下意識地扭開水龍頭,試圖沖洗掉手上那不應該有的沾黏,但血水惡意加速散發出濃烈刺鼻的鐵鏽味。

忽然一個念頭直搗她的腦海裡──這種死法太愚蠢了。混亂中,她抓起一條浴巾,裹住幾近麻木的左手腕,無聲息地走出家門,揮手攔下一輛計程車。

「天啊!怎麼受傷的?」司機似乎被染血的浴巾給驚嚇到了。

「我是割腕自殺──」母親氣若游絲地說著。

「你──這太──太危險了,為什麼不叫救護車?」司機又再次被母親的坦言給驚嚇到了。

「沒事,我不想驚動家人。」母親試著委婉地安慰司機。

「你撐著,我會盡快把你送到醫院去……」充滿使命感的司機,加足馬力往醫院急駛而去。

「車資不用付了,快進去急診室。」車一抵達醫院,分秒都不想耽誤的司機,迅速幫母親開了車門。

「太離奇了,我竟然是因為病態的潔癖,挽回了自己的生命。」母親為自己的存活,下了一個唏噓不已的注解。

當母親帶著包紮的傷口回家時,她赫然發現,真正受傷的不只是自己,傷得更深的是家人。縱使,她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傷口、面對驚嚇的計程車司機、面對包紮的醫療人員、面對自己流血過多的虛弱,然而家人卻無法坦然面對受創的她。

他們陷入極度歇斯底里的恐慌緘默,拒而不談她的遭遇、視而不見她的傷口。他們無法正視這種充滿忌諱的行為、他們無法認同這種偏離正軌的做法,他們得維繫自豪的尊嚴和優越感,他們得掩飾人性最為脆弱的那個環節。

更徹底地說,他們不願意摘下已經固化在臉上的那張面具,他們不願意宣洩廉價的憐憫和同情心,他們不願意掀開潘朵拉那個暗黑的蓋子。他們試圖把她當個透明人或是棵植物,他們試圖築起一道保護牆,保護自我的認知。

真正的問題是,她手腕上的傷口是可以包紮癒合的,家人的傷口是根深柢固的,是不會淌血、無法上藥包紮的。為了療癒家人那如蜂窩性組織炎般的深層傷勢、為了心中對家人那份愧咎的愛,母親選擇入住精神醫療院所。

入院前夕,母親曾經問過自己──這會是一條通往冰與火的不歸路嗎?就如同在她結婚前夕,母親也曾經問過自己──這會是一條通往極地的不歸路嗎?

在某些情況下,對某些人而言,婚姻未必是一條康莊大道。它極有可能會是一場伸手不見五指、災難性的大霧,甚或是一個極其凶惡的險境,往往身涉其中就不見天日,只剩一輪井口的天光可以想望。

尤其是嫁入有爭議性的豪門世家,社會上對這樣的婚姻,終究是質疑的口水多過於祝福的期許。

的確,有些婚姻是無法放在顯微鏡底下去檢視,是無法用離心機去過濾雜質,是無法用證書去擔保其真正的本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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