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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香港普選特首 天塌不下來

香港部分激進者衝擊中聯辦,元朗地區白衣人襲擊示威激進者,讓人看到事態向失控發展。某種程度上,香港的和平抗爭已被激進者綁架。要平息因「送中條例」引發的香港市民的怨氣和怒氣,看來唯有盡快啟動政改,普選特首,這是香港反對派多年抗爭的目標,他們對北京所有不滿,都可歸結為,香港爭民主,而北京「慢慢來」(實際是不想給,至少是暫時不想給)。

儘管第三波民主到今天出現一些反覆,但民主作為世界潮流的總趨勢並未改變。具體到香港,也已為行民主準備好條件。現代民主總是和法治聯繫在一起,香港的法治舉世公認,雖然近年在少數年輕人中升起「港獨意識」,此次抗爭也出現激進行為,但香港反對派總體持溫和立場,民間各種社團很多,且香港還是高收入地區,推行民主的條件比起第三波民主化的多數國家都有利,港民在回歸20年後要求行民主,是非常合理的訴求。

公允地說,對香港的民主訴求,北京並非完全置之不理,現在立法會選舉範圍擴大,特首由1200人組成的小圈子選出,比起港英時期的民主缺席,是一個進步。然而事情也到此為止,與香港市民的要求落差太大。他們希望有選舉特首的權利。現在小圈子特首選舉,他們認為完全操控在北京手裡,不能體現港民意志。是當下香港和北京的癥結所在。

對此,北京及內地民眾需要摒棄恩主心態,似乎香港的民主應由北京賜予。誠然,香港在殖民時代完全沒有民主,港民被剝奪作為治港主體的資格,成為二等公民,現在香港回歸,名義和法律上已是中國「國民」,民主權利就不能如殖民時代一樣繼續被剝奪,否則兩者就沒什麼區別。另外,過去沒有的東西,不等於現在不可以要求擁有,只要合理,否則人類社會還生活在原始時期了。何況,即使殖民時代,港民為爭取民主,也多次發動向港英政府的鬥爭。

在特首普選上,北京雖有現實考量,擔憂放開選舉後選出一個不聽話、甚至不「愛國」的特首,北京駕馭不了他,最後使香港成為反共反中基地;而且普選效應波及內地,造成大陸民眾跟著要民主,都可理解,但不能成為到今天還不讓香港普選的強有力理由。

事實上,普選特首不聽話或不愛國,是個偽命題。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也有人擔心這一問題,鄧雖提出「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和標準,但對什麼是「愛國者」,定義非常寬泛,只要愛祖國,愛香港,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不管是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甚至奴隸主義,就夠了。

理論上說,在普選後不排除選出反共反中的特首,但從操作角度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試想,選出這樣的特首對廣大香港市民有什麼好處?除非香港要獨立,可獨立本身就會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無疑不合香港主流民意,可見在寬泛標準下,香港市民在候選階段,就會把反中鬧獨立的候選人踢出。

假如北京還擔憂,完全可在放開普選後,將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的標準具體化,即不管選出的特首之前持何種理念,從事過什麼反共反中活動,只要他/她在當選觸碰紅線,導致香港繁榮穩定受損,北京就收回特首任命權,而無北京任命,特首選舉在法律上無效。北京保留這最後「一票否決」權,是作為「一國」權力的法律體現,與《基本法》並不牴觸,相信香港市民和反對派會珍惜來之不易的民主選舉,不會輕易讓普選成果被特首個人的「野心」毀掉。北京完全可消除特首普選後香港變成反共反中基地的擔心。

至於特首普選的內地效應,也要一分為二來看。鄧小平曾說過,大陸下一個世紀,經過半世紀後可實行普選。這是他針對香港回歸後的特首選舉說的。北京在「兩個一百年」的設想中,也提出本世紀中葉,即2050年,將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而現代化內含民主,用北京的話說,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中國。所以民主遲早要來,在探索民主過程中,可讓內地部分城市,仿效香港,實行民主選舉。這並不損害北京的權威。

另一方面,香港開放普選後,可能對內地部分民眾有衝擊,引發他們行動,但正如香港回歸之初內地民眾羨慕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樣,他們也知道,這是「兩制」的差異,鑑於內地的複雜性遠甚香港,人們不會幻想在中國一步到位實行民主,必定會有一個過程。

可見北京對香港普選的擔憂是自己為自己製造的「心魔」,由此心魔而導致香港和內地對立實是因小失大。解開心魔的最好辦法,就是盡快讓香港普選。(作者為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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