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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借調的日子裡(下)

高中組老師對我不僅沒有歧視,而且很尊重我。有幾次禮拜六晚上,W君等三位高中教師到我家打撲克牌,玩到凌晨才散。在文革時期沒有什麼文娛活動,打撲克牌打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問題是他們在一個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家裡玩,這幾位老師膽子也夠大了;這也表示,他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看。

還有一件事,我當時不太明白。當年除夕,物理老師W熱情邀請我到他家共吃年夜飯。那年他剛結婚,新婚妻子是同班同學,聰明漂亮,W君是交大足球隊員,高高的個兒,相貌英俊。

直到一九七六年中央廣播電台播出毛澤東去世時,我才明白,W君為什麼對我那麼好。那天我在操場,麥克風響著哀樂,播出毛去世的消息。W君走近我,輕聲的對我說:「黃老師,你的問題快解決了。」原來,他認為把我劃成右派是錯誤的,很同情我,他的政治嗅覺非常靈敏。

兵工廠有強大的汽車隊,在那缺油缺糧的時代,不知道他們通過什麼渠道,常到外省採購一些大米、食用油和水果分給職工,只按平價付費。我也和廠正式職工一樣,享受這種福利。

我被借調半年後,有一次校領導問我,是否願意調入子弟中學。他說,這是主管後勤的副廠長的意思。我聽後有點驚訝,並為之心動。因為調入國防工廠,就意味著政治上沒有問題了。文革後期,我校有不少教師調到各個兵廠,他們都樂意去。

我把欲調入兵工廠之事徵求我校何院長的意見。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你還是在學校好。」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未辦調動手續。不久,學校試招了一個班的工農兵學生,何院長叫我回校任教。

此時國內政治形勢大變,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我頭上的緊箍咒、「右派帽子」被真正摘掉了,再也不必忍氣吞聲做人。感謝廠辦子弟中學,在我人生旅途的困難階段,給了我公正和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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