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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 回首來美60年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本報資料照片)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本報資料照片)

美國的經驗,過去開發內陸,河流拉直,處處築壩,今天,我們看見的新聞,大雨一來,洪水遍地。美國本來擁有世界最大的林區;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斷,就是因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都已截流轉移為城市的用水;以至於森林沒有足夠的水源,一到乾季,焚風山火,連片林區,數十萬、數十萬的樹木化為灰燼。如此浪費水資源,使大自然蒙受嚴重傷害。美國的機械深耕,以及大量使用化肥與殺蟲劑,傷害土壤,剝去表土,每收穫一次,一呎到三呎深的表土隨風而去。我們擔心,美國五十年之內,內陸的大片平原,將是巨大的沙漠,中國不應該一味跟隨所謂現代化的世界,將城市作為主要的居住形態。中國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慮食糧自給自足。台灣的可耕地面積甚小,更不應不珍惜土地資源,盡量保持適當的食糧自足率。

第二點: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之內,人有生存的價值,每個人都應該有生存的機會。自己希望能夠存活,就不要剝奪其他人存活的權利。因此,生存權利應當有所保障,公權力必須在財富的分配上,使最窮困、最無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機會。誠如「禮運,大同章」所說,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獨窮困者,都可以存活: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會福利。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從新政以來,不斷在改變,然而至今還趕不上歐洲,尤其北歐國家,所實行社福的周全。

台海兩岸的中國,最近幾十年來,財富成長了,但是窮富之間的差距巨大,窮困者生計艱難。內陸農村,和邊緣地區,一般百姓生活條件嚴重不足。中國廣土眾民,如果將社會福利都集中處理,統一籌辦,其實未必合適。美國經驗,幾十年來,社會福利已可給予每一個無業者、或是無收入者,基本生活的費用。然而,社會沒有適當的工作,可以安置他們。他們仰仗社安基金補助,沒有尊嚴,也沒有意義。北歐的制度,將這些最需要幫助的窮困人口,置於社區照顧;數千人的社區,就地安置窮困人口。社區可以向中央要求撥款,由社區支配,照顧區內需要幫助的弱者。如此授權,可以按照個別情況,直接處置。這一彈性措置,即可避免美國已經出現的窘況:將近30%的人口,想要工作沒有機會,而其他地方,需要勞力,缺無人填補工作缺額。

中國目前政體是中央集權政治,然而,幾十年來,國內有若干不同級別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何不將「自治」兩個字具體落實,使每一級地區,省級、縣級,及市級,都有相當的自治權,就地處置只有當地理解、監督的問題。在如此安置之下,目前困擾人的「藏獨」、「疆獨」,以及將要處理的台灣地位,港澳地位,都能在不同高度自治下,得到因時、因地、因應各區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獨特理念,各別解決其需要。

第三點也是有關政體的問題。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實質上施行的是國有資本,和自由市場並行的經濟體制。中國許多的巨富,他們有的是憑著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然而,不可諱言,不久以前,還有「官二代」,輕易的成為「富二代」。這些財產的累積,卻是經過特權,假公濟私,獲得了致富的機會。

我以為,未嘗沒有預先防堵之法:有若干行業,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業,例如,交通、能源,及補助收入不足者的「公屋」建設:凡此事業應當收為公有,由國家,以其各個層次的公權力,組織管理這些與民生有關的各種事業。公家尤其不能將土地輕易地釋放,作為私人致富的本錢。其他行業,可以讓私人經營,憑本領取得合理的利潤。政府可按著利潤的比例,徵收所得稅;納稅以後,如果還有巨大的盈餘,應當由國家設置「信託基金」,投入社會福利,補充公家承擔之經費。

或則,私人企業合理利潤之外的盈餘,都應當存入這個基金。該類信託基金,乃是產業所得,用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產業:由公家與民間企業合組的管理機構,聘請專業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關行業進一步發展。又例如,設立「創業基金」,支持創業的年輕人,放手施展;風險創業基金,可以讓有志闖關者,借用本錢,在他成功後,將盈餘相當一部分,歸還基金。又例如,「開發基金」,用來支援開發新資源,開荒過程中需要設施。以上各項,不外舉例言之而已。主要構想,開發新利基,都由公權力通盤籌劃,支援各種投資需要項目。台灣在1970-1990年代,設有紡織業、資訊工業……項目之發展基金,支援同業開拓事業,行之有效,即是例證。

土地或建築的價值,可以仿照孫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徵稅,過分漲價,都應該歸於公有。這一部分的錢,累積作為公屋的建築,只租不賣,供應年輕人和收入不足者,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這一方面的實行,已有相當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夠使得百姓才能享受安居樂業的福祉。這一部分收入,即可儲備,用於都市更新經費。

第四點,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西方標榜的民主體制,頗為不同。人身自由,應該有憲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國家應當是相當專業的工作,美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在立國之初,並沒有普及於全民;民權運動到今天,確實已經落實到每個成年人都有一票。然而,柏拉圖早就警告:群眾政治會產生僭主的困局。無可諱言,「群眾」並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選票,選出來非理性的人物。不但總統選舉,選舉各級代議員,或者地方首長,都會有這種「僭主現象」出現。例如,美國芝加哥的市政,幾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Daley家族獨霸。我居住的匹城,也有幾個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議員、州議員、甚至國會議員。這種現象,都是在群眾盲目地按慣例行事而致。「川普現象」,也是一個明顯的個例。

美國總統大選,有所謂「選舉人會」制度;當初設計時,有兩個理由,一則因為當時不少地區與首都之間,距離遙遠,各處的投票的後果,難以及時送到首都,遂由選舉人,將各州的選票數字,帶到首都開票,決定當選人。另外一個理由,則是國初設計時,麥迪遜等人曾經考慮:選舉人代表,實際上可以被選民授權,在最後投票時,改變該州選擇的人選。這一考慮,即是將群眾的選舉,委託一群知識程度較高,也得到群眾信任的人物,代表該區選民,調整各處選票的選擇。孫中山先生當年設計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有「國民大會」作為選舉總統的單位;他的用意,可能就從麥迪遜等顧慮,得到啟迪。這種間接民主的方式,應是在特殊情況,匡救不足,例如:二位候選人所得票數非常接近,即可以由「選舉人代表」,當場再投票決定勝負。間接投票,確實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長期盜用民意,以貫徹他們私人的意旨。這一個弊端,和群眾盲目投票的弊端,兩相比較,間接選舉,未嘗不是補救之道。前文所說,在理性和情感之間,如何作抉擇,就在如此關鍵處,在設計時,預設補救的考量。

第五點,政治是處理大眾意志,和處理大眾委託事務的制度,今天的社會,尤其是國家層級的複雜社會,許多政務牽涉到專業的考量。美國制度:選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須考慮到候選人的法學專長,是否夠格。聯邦準備基金的委員會,也是選擇在經濟學、市場學、貨幣學各方面,都有特別專長,最好的專家組織,送請國會認可,請總統任命。有關國家安全的聯合參謀總部,是軍人之中,最有能力、最有專門知識的人合組。

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美國的國會議員,並沒有專業。國會議員組成的各項專業委員會,要處理全國專業問題,往往荒腔走調。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法家這一家,實際上就是以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知識,落實於「賢能政治」。法家著重的是專家的知識,以及專家知識施行的考核。這一考量,在孫中山的設想之中,考試院應當是擔任選擇公職人員,委任公職人員,以及考核公職人員的單位。在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考試院的功能,並沒有具體發揮;原因是考試委員,並非民選,地位不如民選的立法院。這個難題其實是可以解決:考試院的組成分子,如同美國大法官,由總統按照專業水準,提名專家,再由立法、監察兩院核定,任期內,定期由總統與立監察二院鑑定其個別委員的成績。

第六點,美國的制度是總統制,而且一定的任期,一個適任的總統,做了八年也夠累了;如果總統不適任,甚至只忍耐一年,於國於民,非常痛苦。英國的制度是內閣制:立法部門的代表,其中對於某一項目,具有專業能力,此人即被首相選擇作為有關部會首長。於是,政務的執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無間。首相的任期,沒有一定的規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隨時可以因為民意的反對,迫使國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選舉,改組內閣。這兩個制度之中,英國的制度確實是夠彈性,也夠效率。法國制度是英美兩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國已經五次更換「共和」國體,其內閣未曾安定。法國的政治功效,也從未獲得好評。

中華民國的體制,本應是內閣制,很不幸,自從蔣經國改革之後,不久去世,李登輝先生繼任,將政府體制,修改為近似法國模式:總統、內閣,權力很難劃分:大致言之,總統有權無責,內閣有責無權。大陸中國的制度,有其獨具的特色。如要走向上述體制,還有一段歲月。

凡此議論,乃是野叟獻曝,以備將來參考。我年已八十八,僑居海外,故國種種,我已經沒有發言的資格,只是塞馬依風,越鳥棲南,總盼望中國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這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採取列國之長,創立一個最好的制度,為億萬百姓求福祉,為天下萬世開太平:建設一個大同世界的楷模。──願以「過客」個人管見,結束六十年的見聞。

《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世界書局有售。 《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世界書局有售。

【作者簡介】

許倬雲

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年赴美進修,半生流寓美國。在美讀書與執教的師友,帶領他參與社會活動,觀察社會結構與動態;尤其任教匹茲堡大學後,同事大多研究社會史,因此有緣理解美國社會和文化的種種變化。終身學習社會史和文化史,追求社會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知識。以為高度專業的學術研究,往往矚目廟堂動靜,卻忽略庶民的生活及其理念。深感美國文化與社會正在蛻變,目前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過程。從英國移民建立13州,其實「美國」已經成形,從那時開始,三百餘年,美國的變化,經常會帶動世界各處的變化。目前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此時全球大格局的重組,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華人,都難以脫離如此變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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