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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千禧世代瘋工作 因為不想成「叛徒」

WeWork共享辦公空間遍及全球。(路透) WeWork共享辦公空間遍及全球。(路透)
共享辦公室的果汁機上寫著「累了別休息,做好才能休息」。(取材自推特) 共享辦公室的果汁機上寫著「累了別休息,做好才能休息」。(取材自推特)

紐約時報(NYT)記者艾琳.葛瑞菲斯(Erin Griffith)發現,年輕世代一天最長工作18小時,並在Instagram上標記炫耀「全力以赴」(#hustle);曾幾何時,表現「工作狂」成為一種生活型態?

艾琳寫道,她不會迫不及待的想要工作,甚至:「慶幸今天是星期一」(#ThankGodIt'sMonday, T.G.I.M);當她走訪紐約辦公出租空間WeWork後,赫然發現她儼然成為所屬世代的「叛徒」。

WeWork空間的枕頭上寫著「做你喜歡的事」,牆上的霓虹燈飾為「趕緊努力做事」並傳遞T.G.I.M真諦,就連果汁茶桶瓶身都印上「累了別休息,做好才能休息」的標語。

紐約時報:將hustle文化視為一場「騙局」並不難

Hustle文化沉迷奮鬥、勤奮積極且缺乏幽默感;這股辛勞的魅力正逐漸成為主流,其中又以市值470億元的共享辦公室WeWork最明顯。

WeWork被譽為「辦公室文化界的星巴克」,遍布27國倡議「表演性的工作狂主義」,旗下有40萬名會員,不乏全球500大富豪企業(Global Fortune 500)。

WeWork共同創辦人紐曼(Adam Neumann)1月宣布將品牌更名為The We Company,拓展房地產和教育事業;該公司的理想客戶迷戀WeWork辦公室美學,睡在WeLive公寓,在Rise by We健身房運動,並將孩子送去WeGrow上學。

商業雜誌Fast Company寫道,「這間公司不只出租空間,更企圖滲透人們的各個生活層面。」

紐時指出,將hustle文化視為一場「騙局」並不難;畢竟,說服人們拚命工作,對上司較有利。

軟體公司Basecamp共同創辦人漢森(David Hansson)說:「絕大多數狂熱的鼓吹者,並非實際工作者,他們是經理、金融人士或老闆。」

漢森表示,數據顯示長工時無助提高生產力和創造力,但過勞神話仍普遍存在,因為有一小群科技菁英如此累積了傲人財富,「這是恐怖的剝削」。

馬斯克:沒有人一周工作40小時,就能改變世界

馬斯克(Elon Musk)正是工作狂的代表,他深信自己所為能改變世界,但不諱言得付出代價。

他推文寫道,「有比特斯拉(Tesla)更輕鬆的工作場所,但沒有人一周工作40小時,就能改變世界。」

馬斯克說,改變世界的每周工時「因人而異」,但「約80小時是可持續進行的,有時會達到100小時,而當工時逾80小時,痛苦程度將以指數增長。」

有2550多萬名推特(Twitter)粉絲的馬斯克指出,如果人們喜歡正在做的事情,「(大多數時候)不會感覺像在工作,但就連他也得用括號來美化T.G.I.M謊言。

特斯拉和SpaceX公司執行長馬斯克是工作狂的代表。(路透) 特斯拉和SpaceX公司執行長馬斯克是工作狂的代表。(路透)

對於工作狂來說,花時間在任何與工作無關的事務上,都會成為內疚的理由。

工作狂認錯:鼓勵創業者探索與工作無關的活動

舊金山創業家克勞馥(Jonathan Crawford)自稱在電子商務新創公司Storenvy草創時期,犧牲社交生活拚命賺錢,就算外出與人交際,對象也是與電商網路相關的人士,且只看商業書籍。

克勞馥說:「我很少做無利公司投資報酬的事。」

時隔不久,克勞馥意識到他痛苦不堪,遂改變生活方式。現在,他以500大新創公司企業家的身分鼓勵創業者,探索與工作無關的活動,如讀小說、看電影或玩遊戲。

克勞馥對於自己提出這種激進的建議表示,「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消磨殆盡的資源。」

狂熱工作終將以倦怠告終,而這正是網路媒體BuzzFeed文化評論員安妮.海倫.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熱門文章的主題,該文章探究千禧世代(millennials)熱衷hustle文化的現象。

彼得森認為,千禧世代拚命努力達到自己的高期望;整個世代的學生被期望有好成績、達成課外活動成就,才能找到滿足熱情的工作。

但現實期望恰好相反,他們往往做了份不穩定且毫無意義的工作,還得償還一屁股學貸,這也說明了他們為何在周一提不起勁工作。

大多數工作(包括人們眼中的好工作)充滿了無意義的苦差事,許多企業在某種方面令人失望。

梅麗莎.梅爾所言:若能有效率的控制睡覺、洗澡、上廁所的時間,那麼每周可能工作130小時

在HBO黑色喜劇「矽谷群瞎傳」(Silicon Valley)中,企業家諷刺地宣告,他們「讓世界變成更好的地方」;在此宣言流傳多年之後,許多公司仍以此宣揚工作美德,如音樂串流公司Spotify「釋放人類潛在的創造力」,雲端服務供應商Dropbox則「藉由更開明的工作方式,解放世界創造能量」。

雅虎前執行長梅麗莎.梅爾曾說,若能有效率的控制睡覺、洗澡、上廁所的時間,那麼每周可能工作130小時。(美聯社) 雅虎前執行長梅麗莎.梅爾曾說,若能有效率的控制睡覺、洗澡、上廁所的時間,那麼每周可能工作130小時。(美聯社)

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史賓塞(David Spencer)說,企業、經濟學者和政治人物的這類表現可追溯至16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崛起,但可能適得其反。

科技公司鼓勵員工平衡工作與人本價值時可能失算,在經歷漫長的「自我感覺良好」時代後,科技業正面臨壟斷行為、散播假消息、煽動種族暴力等衝擊。

許多職員發現他們能發揮影響力;約2萬名Google員工去年罷工,抗議Google處理性虐待者的方法不當;另有4000名Google員工與國防部簽署人工智慧(AI)合約,拒絕開發致命的軍用無人機。

漢森以員工抗議作為千禧世代職員逆襲過勞文化的證據,指「人們不會支持這種理念,或相信幸福取決於嚴格管控休息時間。」

他指的是雅虎(Yahoo)前執行長梅麗莎.梅爾(Marissa Mayer)所言:「若能有效率的控制睡覺、洗澡、上廁所的時間,那麼每周可能工作130小時。」

梅爾與馬斯克的超長工時理論一度引起人們效仿,並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日程安排及痛苦指數。

人們可自主決定是否追隨hustle文化,為工作犧牲奉獻。

紐時指出,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必須尊重那些看透悲慘體系,且深諳成功必須全力以赴的hustle信徒;若人們註定要辛勤工作,或許可以假裝喜歡工作,即便是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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