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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當年的留學生 想救國救民

孤獨課 孤獨課

讀書研究的生活必須規律,無論在倫敦抑或台北都一樣,都是起床、吃飯、工作、然後回家;聖誕也好佛誕也好,都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研究生的日曆每一天都是黑色的:沒有假期、沒有休息。

做研究的生活規律之餘,而且孤獨,當台灣的麥當勞最近也可以自助點餐的時候,真的可以一天到晚完全不用開口說一句話。所以no man is an island這句說話其實不對,每個研究生其實都是一座寂寞的孤島。

難怪久不久就有報導說,要多多關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最近美國有研究發現:研究生比一般人感到抑鬱焦慮的機會超出六倍。人的情緒就像一個循環,總會有固定時間的潮起潮落。我的專欄一直以來都寫讀書的生活,讀者或多或少應該捕捉得到我最近的情緒狀態處於什麼位置。

我在台北住古亭、工作的地方在大安,之前氣溫還在三十度以下,可以穿過大安森林公園慢慢走到辦公室,總見到一群大媽聚集晨運、幾隻松鼠跑來跑去,還有一對又一對的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拍拖在親熱。但六月未到,台北已經熱得像火爐,看新聞說今年台灣香港都一樣,都是破紀錄的炎夏。一到室外已經全身濕透、幾乎立即溶掉,我差點以為自己是瑪利歐,去了會噴火有熔岩的世界。

因為只在台北待半年左右,可以租住選擇的地方都沒有太多,最後選了一間小小的劏房,就在一棟老舊的大廈裏面。房間樓底很高,台灣人說這些是「樓中樓」,床就在閣樓上面。對於常常在家工作的人來說,書枱跟床的距離還是愈遠愈好,分成兩層就最好不過。不過劏房沒有窗口,外面天晴抑或下雨都不知道;而且沒有廚房,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決,思考「晚餐吃什麼」就成為每日最大的難題。

讀書人容易覺得孤獨和失落,不過反過來也一樣容易快樂和滿足,到書店逛逛然後捧著一堆新書回家就是最好的方法。最近讀江勇振教授寫的《舍我其誰:胡適》(剛剛出到第四部)讀得入神,讀胡適先生如何走上留學的路、又如何從修讀農學轉到哲學。胡適是留學生,我也是留學生,就算永遠不可能成為胡適,也要以胡適先生作為目標,奮鬥一下。

最近還有一件小事為我的苦悶生活帶來一點歡樂。在台灣銷費,無論飲食玩樂都總有張發票(即單據),台灣人總會收集這些發票,為的是參加由政府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發票號碼大抽獎,特別大獎的獎金是1000萬新台幣。

去過我住處的朋友都笑我像獨居老人,因為我有個裝滿發票的信封。而且每晚回家之後,總會將當日的發票資料輸入手機的「雲端發票app」,方便「對獎」。最近終於開獎,在我一共百多張發票之中,有兩張中了「六獎」,共得400元正,真是可喜可賀,對嗎?

大留學潮

眨眼來了倫敦差不多三個月,開學之後一直大忙,讀了很多課程相關的書和文章,充實到不得了。因為忘我投入學海,很快就適應新生活。這裏的生活簡單,就是讀書和照顧以往不需自己照顧的三餐飲食,即買餸煮飯。機械一般的生活,日復一日,時間轉眼就過。

身邊大半的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大家最常講的都是記掛自己老家,念茲在茲的都是家人和朋友、還有天氣和食物。我還記掛以前常常流連書店的日子,來回掃射「豬肉枱」上的變化,哪本書是新出版哪本書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現在要在倫敦讀新出版的中文書,動輒要女友寄包裹飛越半個地球才能讀到,運費跟書價看齊(甚至更貴),實在太過奢侈,所以至今只寄過一本、讀過一本。寧願寫下書單,待回港之時才買過痛快。而那本越洋寄來的書,是和自己非常貼切的一本書——《大留學潮》。

貼切因為自己是個留學生,而今時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學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經濟學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接近110萬,是史上最多。單計在美國就讀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就超過11 萬人,非常嚇人。《大留學潮》的作者張倩儀(前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寫的不是今時今日的留學大潮,而是寫那動盪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紀初。單論人數,那時的留學生數目比現在少千百倍,但對中國的影響卻隨時大千萬倍。

現在的留學生,是為了求學求知識,說穿了是求一張「沙紙」;當年留學生想的卻是救國救民,希望學習別國之長、補中國之短。1905年科舉制的結束,標誌着海外留學潮的開始,書的其中一節「新科舉洋進士」,點出了留學生的精英地位,相當於科舉制下最高級的進士。清末民初的中國精英,第一等是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得到公費資助留學的學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數在國內大學讀書的學生。

兩種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學生的心態,而這又可見於內地大學的特色。中國第一代翻譯家嚴復的孫女、現在於加州帕克萊大學任教的學者葉文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她所寫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就講了民初時期,不同院校的獨有文化。像聖約翰大學,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學校,一般學生都不熱衷政治,讀課程主要關於英文訓練和科學學科。即使對社會事務較關心的復旦大學,後來亦因為經費問題,提供更多與職業訓練相關的課程,吸引更多學生報讀、增加學費收入。復旦將重心由社會學科主導改變為職業導向,犧牲的就是相對關心政治的傳統。

至於出國留學的精英,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一方面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希望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從登上輪船開始已經滿腦子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理想,他們就是打開長年封閉積弱的中國的一道鑰匙。無論這些留學生是否意會到這份責任,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當時留學的難度,相比現在都困難得多,無論是飄洋的旅程抑或經濟狀况,跟今天的「留學」都不能同日而語。

今天坐十多個小時長途機已經覺得痛苦不堪,那時候要到歐洲,就要坐船經印度到非洲才能進入歐洲,頭暈嘔吐是肯定的。至於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務、煮飯煲水,在當時中國男女性別定型之下的年代,處理這些家務不單單是「由零學起」,更要衝破心理障礙、突破男女之間的想像。就算是全國最精英的救國青年,都要做家務。

民國初年,中國國力疲弱得很,要出國留學談何容易。書中提到當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學法國也幾乎要傾家蕩產,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經勸他暫緩計劃,待家庭先儲點錢。但作為幼子的巴金堅持到法國,他哥哥也只能放棄前途、全力資助老弟留學。巴金去到法國之後,哥哥寫信問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犧牲自己,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華小說《兄弟》中的:「即使生離死別,我們還是兄弟」。

留學不容易,更遑論救國。不過如果我們不是將救國理解為那種「超級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單單是出國留學、開開眼界,已經是踏出救國的第一步。像當年的其中一個留學熱點——法國,留學生對法國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當地中小學對學生的管理。像寄宿學校中的嚴格作息時間、注重清潔衛生等,這種劃一的規律,對當時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國家要富強,良好的國民質素是首要條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什麼在1920年代取得政權之後推出《新生活運動綱要》。這份綱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規律,然後再談禮義廉恥。

大學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留學生在外地應該更加浪漫。書中提到胡適先生在美國讀書時,他在1916年的時候,分別收到1210封信和寫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發達,留學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親人朋友聯絡,遑論書信,但胡適就平均一日寫近三封信。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書呢?

提到留學的浪漫,不得不談徐志摩,因為他跟劍橋的浪漫故事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讀劉禾教授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時,就有講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國的時候不是劍橋大學的正式學生,他只是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特別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時間,甚至是住在距離劍橋頗遠的小鎮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劍橋逗留過幾長的時間,都值得疑問。另一個誤會,是徐志摩推崇備至的康河,也一點都不浪漫。因為這條河是劍橋祼體協會的活動熱點。當徐志摩說「甘心做一條水草」的時候,其實同時有很多人在水草間祼泳,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國人的留學故事,其實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橋故事。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本身已經很困難。他們代表的中國,不是今天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而是面對列強瓜分的中國;他們就算得到國家的公費資助,其實也只是國家打敗仗的庚子賠款,所以胡適才會說「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這句重話。這是上個世紀的留學歷史,也是今個世紀中國留學生所不能想像的歷史。

【作者簡介】

亞然(本名關仲然),1993年生於香港,香港新一代文化人、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短期學者。研究香港及台灣政治,專研選舉、政黨及社會運動。

除政治之外,興趣涉獵甚廣,對音樂、足球、威士忌都有研究。專欄見於香港《明報》、BBC中文等,同時為學術期刊、包括《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等撰寫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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