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稱謂不僅反映了文明的大問題，最直接的反映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近年大陸人在稱謂方面，陸續借用了港台甚至海外的用語，但彼此仍有許多不適應之處。

上月，初次登陸出席海峽論壇的台灣桃園縣長朱立倫，發現兩岸的稱謂和問候語大不相同，很有學問。他在大會中分別以「賈主席」(台灣的叫法)和「尊敬的賈主席」(大陸的叫法)來稱呼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並且打趣說：「兩個稱呼都不影響我們對賈主席的尊敬」。

朱立倫在開場白中還以台灣用語「早安」問候與會者，他說：「我用早安，沒有用『早上好』或『上午好』，其實在台灣，早安和早上好、上午好，意思一樣。」大陸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則在隨後的國台辦招待酒會上，以台灣用語「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來回應朱立倫的「早安」，以大陸人一般不講的「志強兄」來稱呼與會的台中市長胡志強，試圖拉近兩岸間的距離。

■同志稱呼 道盡榮辱興衰

兩岸之間語言習慣的不同不僅早已不算新聞，而且近數十年來隨著大陸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大陸本身人與人之間的稱謂也在不斷演進。例如，一個「同志」稱謂的沈浮，就可讓人閱盡大陸普通百姓數十年的榮辱興衰。

「同志」一詞儘管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左丘明《國語》所說：「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但被高頻率地使用，卻是中共建政以後。1959年毛澤東特別指示，要彼此之間互稱「同志」。1965年，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出通知，要求中共黨內一律稱「同志」。

那年月，「同志」成為萬能的稱謂，被稱作「同志」是一種榮耀和地位的象徵。年紀輕的被叫「小同志」，被叫者即使年紀不輕，心裡也很舒坦；年長者被叫「老同志」，被叫者覺得受到尊重，有些飄飄然。那時有句名言叫做「不管你在世界的何處，也不管彼此之間是否相識，只要唱起《國際歌》，你就可以找到同志」。英語的Comrade（「同志」）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最標誌性的稱謂。那年月，老百姓也以被叫「同志」為榮，例如青年男女寫情書，開頭絕不用現在人們愛用的「親愛的」、「甜心」、「寶貝」等字眼，而是互稱「某某同志」，結尾再配一個「致以革命的敬禮」。與其說是情書，不如說更像是公函和政府文件。有的夫妻結婚幾十年，還是互以「同志」相稱，以顯示其「革命友誼牢不可破」。當然，「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不能稱作「同志」，「臭老九」(教師)也不能稱作「同志」，他們被列在社會的另冊。

而過去一直被稱作「同志」的人，假若哪一天不被稱作「同志」了，那就說明他「出事」了，「雙規」了，簡單一句話：失勢了。反之，那些外界盛傳被罷黜、被「雙規」甚至被刑拘的官員，如果在媒體還被以「同志」相稱，則說明還沒有山窮水盡，還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用圍棋的行話叫「還有一口氣」，說不準像孟學農那樣在北京被罷了官，還會在山西東山再起，在山西丟了烏紗帽，還會在什麼地方重新啟用呢。

但上世紀80年代末，在與國際接軌的大潮中，「同志」不太吃香了，人們開始互稱「先生」、「小姐」，電視裡也不再稱「觀眾同志們」，而稱「觀眾朋友們」。路上問路也不說「同志，請問…」，而是「大哥」、「大叔」、「大姐」、「小姐」地叫，百花齊放。

「同志」的稱謂有過短暫的鹹魚翻生，那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當時一批受壓抑已久的大陸左派認為反擊「和平演變」的「變天」時機到了，於是首先拿電視台播音員對觀眾的問候語開涮。在他們的鼓譟下，「觀眾朋友們」又改回成「觀眾同志們」。

螳臂畢竟沒法擋車。沒過幾年，「同志」不僅被「先生」、「小姐」的稱謂取代，隨著港台文化的影響，它還被賦予新的涵義─用於專指「同性戀」。現在在同性戀仍被排斥的大陸社會，若再稱呼一位女性為「女同志」，在北京就有可能挨抽，在東北就可能會挨打，在南方就可能會被看作老土，在海南島則容易被同樣性別的人騷擾。

■小姐何辜 成了曖昧稱呼

「同志」的稱謂式微後，大陸人彼此間稱呼變得複雜化，常讓人無所適從，一不小心就可能招致麻煩。例如「小姐」本是對年輕女子的尊稱，古代只有大家閨秀、名門千金才可榮享。大陸改革開放後，「小姐」被用作對年輕女性的萬能稱謂，在大陸《國家公務員手冊》中，「小姐」還被列為公務員的指定禮貌用語。但後來賣淫嫖娼之風盛行，「小姐」與「三陪」、「坐檯」等詞聯繫起來，成了一種曖昧的稱呼，甚至成了「嫖客」的對應詞，賣淫者也以「小姐」自居，好端端一個「小姐」就這麼被玷污了。

■喚人老師 上下皆大歡喜

為保險起見，有的稱女性「大姐」或「阿姨」，但仍是誠惶誠恐，因為這樣叫也有風險，有時甚至會招來白眼，它會讓女人尤其那些經過精心化妝刻意裝小的人，感到自己的歲數問題還是露了馬腳，心中會忿忿然。在上海，人們對看起來一定不是「小姐」的人，一律以「阿姨」稱之，不過要是有一個滿臉皺紋的人叫妳「阿姨」，妳恐怕不會想搭理。廣東人喜歡叫女性「阿嫂」，關中地區則一口一個「大妹子」，東北人「姐」、「姐」地叫不停，都或多或少會惹來一些誤會。

於是「文革」年代遺傳下來的，既中性又能體現對人尊重的詞彙─「師傅」又重新被啟用。這個稱謂避免了年齡上的困擾，只是那些自認是上流社會、精英階層的人，一下子被人叫了「師傅」，便會覺得與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下層人士等同，身分頓時被降了半截，會老大不樂意。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把所有看得上眼看不上眼的但肯定人模人樣的人，都尊稱為「老師」。這個稱謂既不會帶來「同志」的誤會，也不會讓人有被叫「師傅」的不快，一時間流行開來，至今仍未被別的稱謂取代。

對官員的稱謂，在大陸也有大學問。幾千年來，官僚一直是中國最為吃香的職業。稱人官銜，會讓人覺得光宗耀祖，很開心。韋應物當過蘇州刺史，被稱作「韋蘇州」；柳宗元做過柳州刺史，被稱作「柳柳州」。即使未做過大官，只做過太子幕僚(賓客)的劉禹錫，也叫做「劉賓客」。退位在野了，官銜卻依舊相隨，因為那是終身的榮耀。

這一習俗直到今天依然未變。例如今天的「處級待遇」、「局級待遇」、「科級待遇」之類，就像是初唐的「員外」，本是編外官銜，在大陸謔稱「處類」(諧音「畜類」)、「局類」(諧音「懼內」)、「副科」(諧音「婦科」)，雖未得其職，仍享受其待遇，解決了「僧多粥少」的大問題。

■被叫老闆 官員耳中服貼

有一項調查說，大陸職場中大多數人都認為，領導的職務似乎比名字更重要，84%的職場中人對領導的稱呼都會帶官銜。私下裡，人們把單位裡說話算數，能花錢、發錢、大權在握的「一把手」，都叫「我們老闆」、「頭兒」甚至「老大」。越來越多接受西方觀念的官員，也喜歡被下屬稱作「老闆」了。

但在公共場合，人們則只稱其姓而去其名，接上官位：叫「張部、李局、王總、劉處、廖大（特指警察官銜）、符科」等等。凡是大官，則在大會主席台上只落「首長」兩字，避諱姓名，這樣的官員離退休後，習慣上被稱作「老爺子」或「老頭子」。在姓後加老，稱「某老」者，至少是個縣局級官員；而「老某」，老後加姓，那就是處科級小官，可混同一般老百姓了。

■愛人配偶 稱謂歷久不衰

近年大陸人在稱謂方面，陸續借用了港台甚至海外的許多用語。例如台灣人「戰哥」、「雄哥」、「小馬哥」的叫法，大陸人也借用過去，管胡錦濤叫「濤哥」，管溫家寶叫「寶哥」，甚至「什錦八寶飯」也出了籠。但台灣高官對大陸小朋友管高層領導叫「爺爺」，卻還很不習慣。前些天胡錦濤去北京一些學校看望小朋友，孩子們一個勁地叫「胡爺爺」，媒體的解讀是胡「和藹可親」。而兩年前連戰在西安的母校被小孩子叫「連爺爺」，卻在台灣惹來不少冷嘲熱諷，說他「過氣」了。

數十年來大陸百姓之間的許多稱謂都變了，唯獨有一個卻堅用不懈。這個稱謂就是「愛人」。中國的老祖宗發明過「內子」、「拙荊」、「夫人」、「官人」、「相公」、「老公」、「老婆」等，來稱謂配偶，後來又興起「夫人」、「先生」、「太太」甚至「屋裡的」等詞彙，但近幾十年來，只有最容易引起誤會的「愛人」卻至今最受歡迎，丈夫和妻子對別人提起「那一半」時，都以「愛人」稱之。

相傳「文革」後不久，一位美國人到中國辦事，當他聽到所有向他介紹自己妻子或丈夫的人都用了「愛人」(在英文中與「情人」同)這個詞時，他對中國人竟開放到那麼多人都有「情人」，而且都是攜帶情人出席公開場合，驚歎不已。現在越來越多外國人瞭解了中國，終於不再有那種誤會，不過聽起來還是感到彆扭。大陸民眾則我行我素，樂此不疲地稱呼「那一半」為「愛人」。只是移居海外的華人發現這種微妙的差別後，才悄悄改口。

浙江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學者褚良才教授指出，小小的稱謂不僅反映了文明的大問題，最直接的反映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說，「同志」的稱謂向「先生」、「小姐」轉變，就是中國社會由政治文化向工商文化的轉變。而當今「老闆」、「老總」等稱謂的流行，則反映了在中國經濟轉型中，人們對個人財富的追求和對在經濟領域成功人士的尊重。他認為，當前的「稱謂困境」要想破除，最終還得靠擺脫傳統文化中等級的意識網絡。

本報記者／唐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