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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稅改 將美國帶向丁字路口

上周末,美國稅改案在參議院以51對49票驚險過關,讓上任將滿一周年的川普總統,有了兌現旗艦政策的「政績」。問題是,就算這項號稱30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方案,趕在明年第一季底完成參眾兩院版本磋商,送川普簽署,也非美國之福,更難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宏偉目標。

原因無他,這項稅改案將加劇美國貧富不均與階級對立。姑且不論有多少共和黨議員被臨時附加自動增加稅收的「觸發機制」收買,也先不細究涵蓋個人與企業稅負的減稅計畫內容之複雜、整體金額之龐大。單就川普時常表態師法雷根的角度來看,所謂稅改案將為美國帶來連續十年經濟成長率保持6%以上的「榮景」,跳票機率頗高。

首先,雷根總統執政時期之所以大推稅改案,主要是當時美國深陷停滯性通膨泥淖,且經濟低速增長,導致廠商因稅率太高、生產成本沉重而不願投資,讓失業率居高不下。於是,雷根採用經濟學家拉菲爾(A. Laffer)提出,降低稅率將提振企業生產意願,帶動稅基擴大,達到稅收收入和總產出增加雙贏局面的觀點(俗稱拉菲爾曲線,Laffer Curve),替共和黨稅改打開了一條思路。再加上時任聯準會主席伏克爾(P. Volcker)為打擊通膨,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促使利率大幅提高,又拉高廠商生產成本之際,有利雷根減稅政策扮演及時雨角色,兩個互補性政策巧妙搭配,解決了通膨問題,甚至帶出後續十年的景氣榮景。

但此一時,彼一時也。有別於雷根碰上資金昂貴的痛點、失業率高達10.2%,經濟存在巨大的負向產出缺口。如今美國歷經三輪量化寬鬆和零利率政策後,市場資金充裕,借貸成本為史上新低,廠商卻仍不投資。關鍵原因是全球人口老化、景氣與經濟政策前景不明等問題,而非投資成本昂貴。

因此,川普稅改讓廠商投資成本更低廉,誘發投資的效果可能不大。同時,當前美國失業率在4.3%盤桓,勞動市場接近充分就業。也就是在經濟成長接近潛在成長率,產出缺口有限的狀況下,即便廠商有心擴廠,也總是找不到適合的技術勞工。

那麼,稅改案的效益到哪裡去了?從下調企業稅率和允許企業將投資費用化的舉措可知,金融投資的稅後收益可望提高,且有效稅率(即企業實際支付的稅率)每減少一個百分點,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企業的每股盈餘將增加1.34美元。此時,未擴大投資企業可能會把政府降稅的額外補貼,拿來補貼股東福利或調高CEO薪水,以至於稅改最大贏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企業股東或高階主管,加劇了分配不均的問題。

再者,即使依美國稅務聯合委員會統計,稅改通過後平均每人稅率可下降一個百分點,但一般民眾仍難以受惠。因為川普政府在降稅的同時,也奪走一些重要的免稅額與低收入民眾所依賴的健保項目;且稅改方案將讓美國前1%的富裕家庭或年收入逾73萬美元的美國人,稅後所得增加8.5%,約為總稅收優惠的一半。令人氣悶的是,受到預算規則綑綁的共和黨,將在十年後讓降稅計畫退場,造成多數民眾僅獲得微薄的減稅優惠,卻要為未來的政府巨額赤字埋單,陷入「被迫加稅」的陷阱中。

最麻煩的是,在金融海嘯後,主要央行多年不輟的寬鬆貨幣政策下,使資源配置效率扭曲、所得財富及機會不均等種種問題持續深化。如今,川普的稅改大禮無助經濟起飛,甚至加劇分配問題,更可能進一步累積社會的反建制能量,加深政治衝突和社會不安,不僅讓美國政經發展更走向源於2008年,且正步步逼近繁榮vs.崩潰的「丁字路口」(T junction)盡頭,若再往前踏錯一步,恐使美國遭遇恆久低成長的災難,並波及全球,怎不叫人憂心。(轉載自本報系經濟日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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