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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長樂路

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長樂路是位於上海法租界的一條並不太起眼的街道,這裡沒有網紅店,鮮有酒吧,許多店鋪已經關門,貼出了招租告示。(取材自微信) 長樂路是位於上海法租界的一條並不太起眼的街道,這裡沒有網紅店,鮮有酒吧,許多店鋪已經關門,貼出了招租告示。(取材自微信)

長樂路長約三公里,當交纏的路樹枝枒在冬日落光葉子,你就能穿過枝幹看到遠方這座城著名的天際線:金茂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上海塔。這三大巨人矗立在比鄰的幾個街區,每一棟都比紐約的帝國大廈還高。

路樹底下的人們卻忙到無暇欣賞此景。在長樂路中段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裡,許多新生兒展開了人生的首日;長樂路西側的華山醫院急診室中,許多人則度過了人生的末日。兩院間的這段則是形形色色的生活:一個蓄鬍的乞丐坐在街邊吹竹笛,情侶手牽手經過他,一堆車子被堵住圍著兩個男人按喇叭,兩人互啐口水爭論到底誰撞到誰,穿制服的學生聚在一旁圍觀,一個拄著拐杖的老婦人為了荔枝的價錢嫌惡地吼著一個小販,至於其他區段則是被川流不息的人潮推著走,不時傳來一陣陣肉包攤的鹹香及車流廢氣的苯甜味。這裡的生活喧鬧、髒亂,又生猛。

地圖上的長樂路不過是上海中心人民廣場西南側一條彎彎曲曲的細線。我家就位於這條細線的西側。從我家望出去便是樹冠,兩層樓高且幾乎終年成蔭。在那底下唯一立定不動的生命只有這些樹。有許多早晨我繞著這些樹幹迂迴前進,從人行道走上路面再回來,身處爭搶樹蔭的行人之列。

中國少有街道像這裡一樣種滿路樹。到了週末,當地工人的擾攘被中國各地的遊客取代,他們用長焦鏡頭捕捉這兩排枝幹,欣賞其中的異國風情。這些樹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由法國人所種下,當時歐洲人和美國人正瓜分此城為租界。近一個世紀後,法國人離開,樹卻留了下來。日本人曾轟炸上海,一度占領了這座城市,但最終是撤退了,留下這些法國人種的樹毫髮無傷。接著是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發起革命,階級鬥爭,數百萬人英年早逝。樹卻長存無礙。這條街現在充滿資本主義,兩側滿是餐廳與各式店家,當我在人行道上漫步,偶爾會從關閉的閘門縫隙中瞥見傾頹的歐式家屋,心想這條街目睹了多少歷史的殘酷動盪。此地猶如一朵帝國玫瑰,凋落後又重新綻放。始終屹立的只有這些樹。

在這條街上住了將近三年,我才注意到陳凱的三明治屋。這家店距離我的公寓不到一個街區,在一間很小的衣飾店樓上,且在溫暖的夏天,幾乎整間店都被茂密的梧桐樹擋住。從狹窄的螺旋樓梯走向二樓,首先會看到整片落地窗,窗外一整片枝葉搖映,將底下上海市的喧囂隔絕開來。

陳凱(音譯)──他總自稱CK──有時會彎著身體在櫃檯工作,一頭蓬亂黑髮幾乎蓋住眼睛,細瘦手指正在為一份三明治或甜點收尾,然後甩開額前鬃毛般的髮絲,轉身以機械化的動作從義式咖啡機為顧客揮出一杯滾燙的咖啡。不過店面通常空無一人。「沒關係,生意起步需要時間,夢想都是這樣的。」他如此告訴自己。每當此時他就會頹廢地坐在吧檯高腳凳上,長滿青春痘的孩子氣臉龐背對滿是樹影的落地窗。他講電話時會切換不同中國方言,為副業談生意:他還兼差賣手風琴。

他之所以想開三明治屋,是在芝加哥光顧過一家之後。那是他人生唯一的一次美國行,對美國人而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卻讓他印象深刻,因而想為中國的外食客戶提供類似體驗。有點像是來過中國的美國人深受小麵攤啟發歸國一樣。這種看似衝動的做法,這條街上我認識的很多店主卻都是如此。身處上海這樣富裕的大城市,只要有心幾乎什麼都能賣。

CK夢想有一天能靠這間帶有藝術氣息的二樓三明治屋維生。他投入多年販賣手風琴攢到的存款,和一個朋友合資共同打造了這個空間,希望吸引跟他們一樣的年輕音樂家和藝術家前來。

「某天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說不定我能把這些人聚集、團結在一起。我想尋找那些想要掙脫體制的人。我想要同類的朋友;那些對藝術、時尚設計或其他不同產業有獨立想法的創業家。」他告訴我。

很多人有著與CK類似的野心,在長樂路散步於是成了一趟驚人的體驗;狹窄的街道兩旁滿是與CK店面類似的小店和咖啡館,雙眼明亮的異鄉人帶著夢想爭奇鬥艷,都想在這座大城市追求成功。

成功可不容易。CK和朋友Max都沒有在餐廳工作的經驗,更別說是經營。他們相識於一家前法租界區的古董相機店,當時CK為了學習攝影在那裡打工。如同CK,Max也擁有創業家背景;經過多次搭班的長談,兩人都欣賞彼此製造及銷售商品的生意手腕。最後CK說服了Max與他合夥開一間三明治屋。

他們把店面命名為「你的三明治屋」,距離一個繁忙的地鐵站只有兩個街區,旁邊就聳立了一棟四十五層高的大樓,每天中午總有數百名上班族從大樓內湧出,尋找一頓能快速解決的午餐。但沒人能看見這間被梧桐樹擋住的「你的三明治屋」,沒人在匆匆走過長樂路時抬頭透過樹冠望見他們。

所以他們把店名改成「二樓」,暗示路過行人抬眼看看他們,新店名底下以低調婉約的字體寫了「你的三明治屋」。他們雇用一位新主廚,也打造一座提供多種飲料及進口啤酒的吧檯,而且異常執迷於在菜單上玩花樣。某天我順路拜訪CK的公寓,看到角落堆放一疊電子平板,「觸控式菜單!」CK微笑著對我說。他想必覺得,無法互動的枯燥菜單正是吸引不了i世代年輕人的原因。

他在銷售手風琴的事業上快速賺了不少錢,但作為餐廳經營者實在天真。此地的午餐食客通常是要辛苦掙房租的上班族,他們追求的是便宜的在地食物,通常也寧可選擇使用筷子入口的熟食。接下來幾個月,CK得努力適應這項現實。他開始提供價格親民的午間特餐,也稍微將三明治的價格調低。不過他自始至終都不擔心這間快餐店的命運,畢竟銷售手風琴的獲利穩定,此外,他覺得能在自己住處同時處理兩項事業非常幸運,如同一隻懂得運用資源的松鼠為了過冬在自己的舒適樹屋中囤滿堅果。

這間三明治屋可說是避難所中的避難所。附近街區原本就是為外來者建立的庇護處。一八四二年初次輸掉鴉片戰爭後,清朝將部分上海市及其他港灣城市割讓給西方強權。法國占領了城市的這個區域,將曾經廣闊的稻田轉變為專屬街區,即一八四九年確立的法國租界。打從那時起,法國就為一個個弱勢族群提供庇護,比如一八六○年,由暴動農民發起對抗清朝的太平天國起義時,此地就收容過成千上萬尋求避難的中國難民。此後即便每任該市的中國領導都表示反對,劇場、電影院、舞廳仍在法國保護下繁榮興盛,很快地教堂、寺廟、清真寺也多了起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將外國租界詆毀為受到外侮的恥辱象徵。但在他們的政黨宣傳中卻漏掉一個事實:一九二一年,二十八歲的毛澤東便是在法國租界深處的一間女子寄宿學校與其他思想激進的年輕人會面,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毛和他的同志之所以選擇這裡,正是因為租界得以提供庇護。唯有在此,該市的中國掌權機構才不容易找到他們,免於被逮捕後遭審判的命運,那會使得中國共產黨無法落地生根,將徹底改寫中國的歷史命運。

法國人依照典型巴黎城區的樣貌建造此地街區:這些狹窄蜿蜒的道路兩邊植滿了當地人稱為「法國梧桐」的樹木,意即「法國鳳凰木」,但它們其實既不來自法國,也不是鳳凰木。正如同上海混沌的歷史,這些樹更四海為家一些:它們是倫敦梧桐,為原生自中亞的東方梧桐及美國梧桐的混種。此外,第一株倫敦梧桐其實是在西班牙發現的。

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男爵是使得倫敦梧桐舉世聞名的推手。這位城市規劃師熱愛倫敦梧桐枝葉茂密的外型,於是十九世紀當他將巴黎從布滿混亂的小街道變身為由兩旁植樹的寬廣大道街區,便在整座城市內種滿倫敦梧桐。沒多久,倫敦梧桐就在全球各地出現,直到今日,還占領著許多世界級的大城市,例如羅馬、雪梨和紐約。它的葉子和楓樹很類似,現在也是紐約市公園處的徽章圖案。

上海路樹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倫敦梧桐。城市規劃師將其稱為「超級樹木」,因為根系淺,而且對煙塵、極端溫差、蟲害的抵抗力極強。樹與樹之間的種植間距約五至七公尺之間,修剪時必須採取一種稱為「重複截頂修剪法」(pollarding)的技法,截斷一側以刺激枝條往道路對側生長,兩邊的枝條在路面上方糾纏形成兩至三層樓高的深綠色隧道。這種綠色拱廊能為行人遮擋夏日令人汗流浹背的烈陽,也能阻擋從東海頻繁席捲而來的猛烈暴風雨。

我在二零一零年搬到長樂路,此地的巴黎街區樣貌猶存,但中國已重新為道路命名。薛華立路(Rue Chevalier)改成建國路,賈爾業愛路(Rue Garnier)改為東平路,中文意思是建立國家及東方和平。其他用來紀念已逝法國名人的道路則改名為富民路、茂名路、瑞金路。每當走在這個新定居的街區中,我總藉著誦唸這些聽起來喜氣的路名來練習中文,像是安福路、永福路、宛平路。我所居住的大概是聽起來最喜氣的一條:長樂路,代表「長久的快樂」,但我為了讀起來更通順,於是將其英文名修飾為「永恆的快樂」(Eternal Happiness)。

不過當地人看到街名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通順或喜氣與否。舉我公寓南邊的安福路為例,「安福」其實是江西省的一座小城名稱,當地以加工豬肉成為火腿聞名。茂名路的「茂名」是一個繁榮的廣東港市。我所居住的街名「長樂」,也是福建省一座海岸城市的名字,明朝探險家鄭和就是從此出發探索了幾乎整片亞洲。當中國政府重新命名這些擁有法國名字的街道時,他們將南北向道路以中國省名或省會名稱命名,東西向則以當時繁榮的各地城市命名,而這些名字早在好幾個朝代前就已如此喜氣。

每次在長樂路上騎腳踏車,我總是非常需要好運。這條狹窄的街道是這區少見的雙向道,計程車常利用此街避開附近高速公路的車潮,但也得應付幾乎從每個縫隙竄進來的電動機車。這些電動機車通常會成群地逆向行駛,每當有車子要迎面通過時才會在最後一刻散開,好讓車子穿過這片機車陣,弄得喇叭震天價響,一片車燈亂閃。道路規則正是所謂的適者生存,路權永遠屬於體積最大、攻擊力最強的車輛。位於食物鏈頂端的是上海市公交車,它們光靠體積就能得到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的尊敬,讓路給這隻龐然大物,如同動物避開橫衝直撞大象的某種生存直覺。正因為如此,腳踏車只能在路肩或人行道上自求多福,並為了發洩穿梭於路上的人流。

我選擇和電動機車一起用路。我通常騎得夠快能趕上他們,而他們的用路習慣(移動得像環法自行車賽的主車群)也能提供我必要的保護。但每天早上騎車,我還是得時時留心周遭環境。儘管這些上路的車輛貌似一片混亂,許多駕駛卻擁有狀態良好的運動員般的專注力,遵循著路上的潛規則。他們彼此配合在路面上移動,沿著長樂路或加速或繞彎,看似混沌卻自成系統。

二○一二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爬上「二樓──你的三明治屋」的螺旋樓梯,想在角落的小卡座喝杯咖啡取暖。窗外梧桐樹的枝條裸露得像易碎的筷子,雜亂地指向各方向,每當有凍人寒風沿街掃過,就會吱吱嘎嘎地刮擦著二樓的落地窗。

日照充足的餐廳中央架子上擺著CK的手風琴,這架黑色巨大樂器前方以優雅的草書體刻了義大利名琴品牌Polverini(博羅威尼)的字樣。店裡那天是沒客人,CK抓下手風琴,頹然坐進一個沐浴在日光下的卡座,低著頭,按下放氣鈕,緩緩拉開風箱。樂器發出深深嘆息,簡直像來自CK本人。其實就在前一天,他的主廚一怒之下辭職,還帶走一半的服務生,如果今天有客人來,CK和Max只能靠自己了。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手指在鍵盤上快速舞動,彈奏出一首激烈的快板民謠。他隨著逐漸成形的旋律閉上雙眼,風箱收縮與擴張的律動有如流水,快速移動的手指彷彿有了自己的意志。那是一首他兒時的愛國歌曲,隨著他頭的前後擺動,回憶突然洶湧而上,驅動歌曲進行,愈來愈快。

CK是在十一歲時領悟了這件事:自殺並不容易。整整兩個月,他每天放學都在尋找可行的自殺方法。吞安眠藥似乎是最舒適的選擇,他心想,但藥師不願賣給他,「你太年輕了。」她說。從家中公寓屋頂跳下來也是個方法,但算了,他做出結論:太痛苦了。「我發現自己沒有跳下去的勇氣。」

還有一個問題:他幾乎沒有獨處的機會。他是家中獨子,父母非常強勢,奶奶(即他的外婆)只有在他上廁所時才不會跟在身邊。每天早上他都與他們坐在咫尺喝粥。沿著郊區家門前的土路一直走就是他的學校,到了那裡換老師接手控制一切。放學回家後他又回到奶奶和父母身邊,做作業,學琴,吃菜飯當晚餐。就連睡覺他都無法偷到獨處的時間,因為奶奶就睡在身旁的竹蓆上。

某天下午他父親正在桌前寫字,他下決心最後一次盤點這間寒冷荒瘠的公寓。屋外飄著來自鄰近化學工廠與挖礦設備工廠的濃重廢氣。他走過整間公寓,安靜地到處尋找最具有結束生命潛力的物件。這趟旅程終結在他唯一有正當藉口獨處的空間:廁所。最後決定就是父親刮鬍刀組中的一片直紋刀片。某天晚上就寢前,他偷偷把刀片藏入睡衣口袋。

那是一個涼爽的秋天夜晚,月光散滿屋內。夜晚一片寂靜,只剩奶奶穩定的呼吸聲。遠方斷續有火車開過。首先是一聲輕柔、悠長的喇叭,接著貨運車廂沿軌道開過,發出撫慰人心的隆隆音響,最後消失於黑暗中。CK等待奶奶睡著的同時,一邊想著這個家庭。

CK從小時候就常聽父親提到「體制」一詞。他從來不確定是什麼意思,但可以預測父親什麼時候會說出口。父親會在說之前會微微停頓,緩慢而刻意地加重語氣,使其在句子裡有所區隔,好讓兒子知道此時該留心。

「你知道嗎?凱凱,你就是不可能對抗……體制。」這個詞早以粗體銘刻在男孩的記憶中。

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他父親會要兒子坐下來好好聽他發牢騷。體制不讓他選擇自己的職業。體制不褒揚有才智的人。體制不鼓勵個體表現。你永遠不可能在體制內超前別人。「中國的國情不好!」他父親會如此憤怒地說。

「我父親自詡為知識分子,他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對於無法選擇想要的事業也不滿意。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聰明,希望能靠才華成功,但沒辦法。體制不允許這種事發生。我母親不夠聰明也令他沮喪。他不喜歡公司的同事,更痛恨中國。」CK說。

每當CK想提問,父親都會要他閉嘴,繼續自己的長篇大論。最後CK覺得在一個沒人聆聽的家裡說話毫無意義,從此乾脆不再開口。

CK沒有任何兄弟姊妹,他出生於一九八一年,正好是一胎化政策執行的第二年。他和母親、父親、奶奶四人同住於一棟破敗四層磚樓的頂層,是鐵路局分派給他們的房子,他的奶奶在那裡工作。這棟樓的樓梯間總是滿地垃圾。CK的父親用今日體制所使用的口號(也就是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描述這個地方,「他稱這裡是『三不管地帶』──沒人打掃、沒人管理、沒人在乎。」

這也能用來描述CK成長的城市,衡陽。衡陽距離上海的就跟芝加哥距離紐約差不多,歷史上就是個人們避免前往的地方。衡陽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南省,在中國歷史上曾短暫出現,當時唐高宗將一名不服的臣子貶到那裡。之後許多皇帝一次次地把叛逆的高階大臣貶謫那裡,去治理一個邊疆轄區,此後幾難聽到這些人的消息。

然而現代衡陽的命運也沒好到哪去。如果看中國的運輸地圖,南北向與東西向的鐵路在此交會,在全國的中心形成一個X狀的網路。這裡是此區重工業的要地之一,到處都是化學工廠,另外還有產煤、鉛、鋅的礦場。被汙染的空氣散發腐臭味,但製造了不少工作機會:CK的奶奶就是在鐵路局工作,母親在磷肥料廠,父親則在衡陽第二建設公司。

CK的父母和共產中國同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初期。這個世代的成長過程隨處都是共產黨精神分裂式的口號標語、革命,以及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受迫害或入獄的反革命,那些年可說少有寧日。生存仰賴的是某種適應政治環境快速變動的能力,並清楚知道這就像受困洪流之中時,你必須忍住逆流而行的欲望。你總是有機會耐心地找到保全自己的出路,前提是你必須放棄試圖掌控體制。

CK的父母在青少年時期曾下鄉多年,是毛澤東掌政時期都會孩子的必經之路。毛澤東夢想一個都市人與農夫並肩工作的無產階級烏托邦,但隨著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這個夢想也隨之消逝。大部分下鄉插隊的年輕人立刻丟下鋤頭回到家人身邊。但才剛到家,黨又再度介入,將所有人分派到國營企業工作。因此直到三十歲,CK的父母都不曾為自己的職涯做過任何選擇。

「你想要畫畫或拉小提琴嗎?」一九八五年的某天CK的父母這麼問他。一家三口圍坐在飯桌上,兩個大人努力在孩子臉上尋找答案。他父親一直想當個作家或音樂家。他深信自己要是兒時得以熟習一種藝術專長,就有可能擺脫剝奪他所有職涯選擇的體制的掌控。因此,他認為應該將兒子推入藝術世界,要是中國經濟哪天又轉了風向,這將成為他的安全網。

CK的父母以家族成員的才華來收束兒子的選項。他奶奶在插畫方面非常有天分,父親則曾偶然在垃圾堆中撿到一把二胡(和小提琴有點像的二弦樂器),自學後也能演奏。這兩條顯然就是他的出路。

「畫畫或拉小提琴?」父親瞪著兒子,態度強硬。男孩想了一下子。

「畫畫。」他回答。

他的父母轉身背對他,悄悄地商量了些什麼,然後轉身回來,父親宣布,「你得學小提琴。」

CK當時才剛滿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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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羅伯史密茲(Rob Schmitz)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碩士,國家廣播電台(NPR)、廣播媒體Marketplace駐上海記者。1996年,以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身分首次到中國。他是第二位獲得蘋果與富士康同意,進入工廠採訪的記者。2012年,因撰文批判美國男演員戴西(Mike Daisey)在電視上捏造富士康血汗工廠,而獲得「調查記者與編輯獎」(IRE Awards )。他曾獲頒穆羅獎(Edward R. Murrow Award),教育作者協會(EWA)獎章。此書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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