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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經緯線》少數民族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在華府讀研究所時,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少數民族,因為念的是國際關係,學生二分之一以上不是美國人,外籍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膚色都有,連背景也五花八門,同學中還有政治難民,大家來這個學校修國際事務的學位,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商業、國際能源管理等等,既然都是國際性的,每個人對於各種文化背景,也相對包容。所以,我不覺得自己的膚色「突出」、也不覺得自己說的英語怪腔怪調。

畢業後,進入美國的職場,才算是進入了美國社會,我赫然才發現,我真的是少數民族。十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工作了近七年。芝加哥雖然是大城市,但畢竟是中西部,比起東岸的新英格蘭地區和西岸的加州,國際化程度相差很多。我工作過的兩家公司都是「典型的白人企業」 ─ 公司裡的資深領導階層,都是白人,黑人和墨西哥裔最多的部門就是 customer service 客戶服務部門,那黃種人呢?僅少數一兩位,我離開美國前、最後任職的那家公司,總公司的本部裡有160多個員工,高階主管全是白人,黑人和墨西哥裔最多的部門依然是 customer service ,而全公司只有我一個黃種人。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公司裡不乏小團體,同事間的私人友誼交往,多數是同一膚色或族群自成一個個的小團體。一個50多年的中型企業,如同一個社會的縮影。我常常在想,這種因族裔而異、所自成的小團體,不就是美國社會的寫照嗎?種族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差異有這麼大嗎?如果不是文化背景所造成,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我常以「公司的邊緣人」自嘲。雖然,在公司的年終考績,年年都還可以,猶太老闆說我是 「a people person」。然而,一旦社交話題脫離專業領域和當下的美國文化,我輕易的就變成了公司裡最沉默的邊緣人。為什麼?因為我和大家沒有共同的成長經驗。

那些年,我每天早起上看6點鐘的新聞,都是為了10點的會議空檔休息時,可以和同事們聊上幾句。儘管可以說一口 Midwest English,儘管可以和同事聊今天早上的頭條新聞,然而,當同事們聊起 1980 年的美國職棒發生了什麼大事,或同事說那一年他家裡新裝的電視可以看到剛剛成立的 CNN ,這些我都接不上話,因為那一年我九歲,我甚至不知道甚麼是國際社會。

人和人之間的交往,若是契合,友誼應可跨越種族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藩籬,但是,彼此的分享和了解卻容易受限。譬如,兩位跟我很談得來同事艾莉絲和丹尼就很排斥華人的食物和餐點,他們以「gross」來形容華人的食物,自然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會朝思暮想著臭兮兮的臭豆腐和黏答答的蚵仔煎。

缺乏一個共同的成長經驗、加上種族文化背景的差異,讓我深刻的體認出,不管我多麼努力融入美國社會和社交生活,我不但是公司裡的邊緣人,還是芝加哥社會的絕對少數民族。曾經,也曾聽過年長的同事在我背後,偷偷喚我「Chink」(中國佬),儘管如此,我仍然很感激美國社會提供給我們這些外國人,公平的求學與就業機會。

2012年,回台灣定居的那個夏天,我帶孩子在台北車站閒逛,孩子無意間聽見幾位台灣人粗魯的批評一群坐在地板上餐聚的外籍勞工。孩子問我發生甚麼事,我據實以告,然後,趕緊藉機提醒孩子,坐在地板上、或說話很大聲,可能是文化或習慣,就像歐美人士習慣用刀叉、亞洲日韓中國台灣等等用筷子、可是印度或緬甸等等國家,他們習慣用手直接拿食物。無關好壞,只是文化差異。我還跟孩子分享,「曾經,媽媽也是外籍勞工,遠渡重洋,在美洲大陸,追尋我的美國夢」。

歧視,似乎存在於每個社會。台灣,也不例外。幸運的是,台灣的社會有強大的公民力量,強迫大家反省與思考。

外子和我,常常互相提醒,並為孩子解釋,在南洋的那些年,我們不會講馬來文、印尼文、更不會緬甸話、泰文、或越南話,我們靠著簡單的英語,能夠平安的在異鄉工作、又能自助旅行這麼多東南亞國家,全是因為當地善心同事鄰居的協助。

善良和幫助,是這個世界上,最共通也最美麗的語言。

有個周末,我帶著兩個孩子從台南搭火車回台北。座無虛席的自強號火車,連走道上,都站滿了人,從乘客聊天的內容,可輕易判斷,應該都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站在兒子阿服身旁是一位拎著大包和小包、個頭不高、皮膚黝黑、五官深邃的外籍男士,這位男士頻頻打瞌睡,火車高速行駛間,他好幾次站立不穩而跌靠在他人身上。

阿服見狀,拍拍這位男士的手臂,指著他座位扶手,問,「Do you want to sit here?」這位男士,很開心的坐下,頻頻回以生澀的中文「謝謝」。後來,阿服沉沉的睡著了,身上披覆的外套,好幾次滑落下來。這位坐在座椅手把的外籍男士,一次又一次地將外套拾起,再平整的蓋覆再阿服身上。

我看見這一幕,心裡好生感動。

脫口秀主持人 Ellen DeGeneres 曾在節目中引《Finding Dory》(中譯《海底總動員2:多莉在哪?》),這部2016年的電影故事,柔性反擊川普以行政命令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旅客入境美國。

來自澳洲的多莉,游到美國來尋找父母,四處遍尋無方, 多莉無所適從。DeGeneres 說,「Animals that don't even need her. Animals that don't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her」那些動物不需要她,和多莉也沒有任何交集或共通點,但是,「They help her, even though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 colors. Because that's what you do when you see someone in need - you help them」就算多莉和他們不一樣,連膚色都全然不同,動物們一起幫助多莉,因為那是你應該要做的事,當你看到某人有需要時,你幫助他們。

DeGeneres這席話,若似一顆拋向遠處的小石子,在我心湖裡,引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讓我想起,當年在芝加哥職場的往事,和無數幫助過我的異鄉人。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在卡通片裡,動物之間互相幫助,沒有歧視。(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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